钱载

　　家族渊流

　　钱载本姓何，先祖为贵四何府君，居海盐之甘泉乡，明洪武十四年（1381）以养马不报迁戍，其子何裕交付一钱府君抚养，遂改姓钱，后迁秀水。为钱载高祖，钱嘉征曾抗击魏党，此事钱载有记：“崇祯初，先公侍御以诸生伏阙劾魏党，疏云：‘读圣贤书，传家惟忠孝二字。’”钱嘉征后选授松溪知县，旋擢山东道监察御史。其清廉奉法，不畏权势，恪守忠孝的品行对钱载有很大影响。到钱载父辈，家道渐落。钱载父为钱炌。钱载在《诰赠通奉大夫提督山东学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国子监生钱府君神道碑铭》对其父有所描写：“府君之久客京师也，不能以有所合于时，归而复应庚子（1720）省试，乃决意仕进，以安其贫。所居回溪草堂，秋雨塌老屋数间，欣然曰：‘隙地数弓可以种吾菊。’平生心慈口直，面折人过而其人事后相见极欢。早起常遍于同居诸从之厨，还曰‘举炊矣’。而府君之有无，一以待于我母夫人。草堂破书数柜，教其子以潇洒不群，倜傥有远志。尝曰：‘不事家人生产，学者以治生为急，是二说者，宜何从？吾盖不得而兼之矣。’”

　　求学生涯

　　康熙五十二年（1713），钱载始至曾叔祖钱纶光家，拜见钱纶光妻陈书，“始见太夫人画”，陈书“画尤工，山水、人物、花草皆清迥高秀，力追古作者”。陈书的画艺给钱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雍正七年（1729）钱载参加乡试落榜后，始临摹陈书画，并自出新意，取得了较高的成就。《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云：“（钱载）工花木兰竹，得南楼老人（指陈书）传，以水墨名家著……余藏有墨笔玉兰大帧，简淡古雅，不假雕饰。”指出钱载画法源于陈书，具有“简淡古雅、不假雕饰”的特点。陈书尤重钱载，曾命载授其孙钱汝鼎、钱汝诚书。

　　钱载七岁时，从舅朱修永送其至章家学塾读书，次年转至彭家学塾，塾师为曹檟。曹檟通五经，主理学。钱载在曹檟的教育下，很早就接触了理学。康熙五十七年（1718），载父钱炌自京师归，亲授载学业。钱炌深受陆奎勋、朱彝尊的影响：“大夫学举业于陆堂陆先生，讲经学于竹垞朱先生。”在钱炌言传身教下，陆奎勋、朱彝尊思想对钱载有所影响。钱炌还经常提及范仲淹置义田以赡族人之事：“康熙戊戌（1718）大夫归自京师，油灯夜坐，始闻与先夫人愿仿文正范公义田赡族，自后常常言之。”钱载此后亦认识到了添置义田的作用：“前此轮直，既岁收，所入三股均分。岁凶则有米者让无米者。后此其仍择贤，两岁一更。先纳国租，后分家米。岁丰，即人多难足，亦米少，必均矣。”设义田可“纳国租”，亦可助无米者，可谓益国益家。雍正五年（1727）钱载拜师桑调元。桑调元主理学的思想对钱载有较大的影响。

　　雍正三年（1725），钱载与朱沛然、陈向中、祝维诰、王又曾定交。其经常集会，曾合五家诗钞为一集曰《南郭新诗》。钱载还与汪孟鋗、汪仲鈖兄弟、万光泰、朱休度、诸锦、金德瑛等交往，谈诗治学，形成诗歌创作上有共同创作倾向的流派——“秀水派”。

　　仕宦生涯

　　雍正十年（1732），钱载娶同郡安桥张氏为妻。三年后，浙江总督程元章保举钱载参加来年博学鸿词科，次年钱载北上京师应试，不中。载为一介书生，无营生能力，家境日窘，为减轻家庭负担，载曾至德清授课。家庭重担全落在其母朱夫人身上，因劳累成疾，朱夫人卒于乾隆六年（1741），六年后，父丧。父丧百日，载入京师拜见从叔祖钱陈群，陈群为钱纶光子。不久随陈群南下至南昌，始识蒋士铨，从此结下深厚友情。乾隆十四年（1749），载同蒋溥随驾出塞，归后介福、嵇璜荐载以经学补教习。次年，载考取八旗教习。

　　乾隆十七年（1752）三月，载中顺天乡试。八月参加会试，庭对中二甲第一名，改庶吉士，年四十五，实属不易。对此，钱陈群在《喜闻从孙载南宫捷音即次诚儿韵》有言：“琢成楮叶廿年迟，著论韩公伸纸时（自注：今年钦命题即廿年前载中副车题也，与退之《不二过论》题相类）朵殿争看和氏璧，琼筵笑插菊花枝。云边独鸟终先到，涧底寒松受晚知。华国文章从此大，二厅风月属经师。”对钱载中进士前的境况和钱载的才能做了肯定。总的来说，钱载的仕途生涯是比较顺利的。乾隆对其比较优渥。钱载曾多次充乡试、会试考官，曾奉命祭告陕西、四川岳渎及历代帝王陵。官至礼部侍郎。乾隆四十八年（1783），以原品休致。

　　但是，钱载仕途生涯也时有波折。最著名的一次是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钱载祭告陕西、四川岳渎及历代帝王陵归来后，奏考尧陵应在平阳，不应在濮州。此论一出，引起轩然大波。“经大学士、九卿议驳” 后，钱载依旧坚持上奏，其在《再陈尧陵摺》中言：“切臣遵旨次第查考尧陵，考得平阳之尧陵属实，濮州之尧陵属虚。敬谨具摺覆奏。奉旨：大学士、九卿会同该部议奏，钦此。礼部主稿议驳，覆奏奉旨依议，钦此。臣自应默息，何敢复陈。但臣原奏只辨尧陵之有无，并未尝敢一字涉及改祀之处，然即此一事之议，礼教攸关。臣敬谨再奏……”

　　但钱载的奏折再一次遭到严斥：“钱载本系晚达，且其事只是考古，是以不加深究。”并给出了大量理由驳斥钱载之说。钱载本意只是“辨尧陵之有无，并未尝敢一字涉及改祀之处”，正如乾隆所斥那样，“其事只是考古”，那乾隆何以如此大动干戈？因为“乾隆元年，以山东巡抚岳濬奏，自东平改祀濮州”，如果依钱载言，那么说明以前乾隆所祭尧陵为误，因此钱载此说被斥难免。此为其一；其二，乾隆从维护统治出发，对于因此事可能引发的危机作了详细考虑：“若遇朝廷政治，亦似此哓哓不已，朕必重治其罪。即如明季诸臣，每因遇事纷呶，盈庭聚讼，假公济私，始则各成门户，继且分树党援，以致无益于国政，而国事日非，不可不引为炯戒！”

　　清苦晚年

　　乾隆四十八年（1783），钱载以原品休致。归田后，钱载生活渐贫，以卖画为生，袁枚在《随园诗话补遗》中有记：“丙辰（1736）召试者二百余人，今五十五年矣，存者惟钱萚石阁学，与余两人耳。庚戌（1790）五月，相访嘉禾，则已中风，半身不遂；年八十有三，犹能醰醰清谈。家徒壁立，卖画为生，官至二品，屡掌文衡，而清贫如此：真古人哉！”但钱载不以贫为然，寄兴山水之间，自得其乐。祭祖立义田，以赡族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卒于乡，年八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