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景伟

　　清光绪三年(1877)，关中发生饥荒。柏辞职回乡，专办教育，曾出面请巡抚发放仓存粮食救济灾民。他在家乡创办私塾学稼园，免费收教贫寒子弟；后主讲关中、泾干、味经各书院；主持各书院分设了经史、道学、政事、天文、地理、数学等课程，为社会培养人才。又刊印了冯从吾的关学著作和其他许多实用书籍，建立了味经书院的刊书处。经他倡导，在陕西设立了官办书局。他还发起建立少墟书院、崇化文会等，为发展陕西文化事业尽力。十七年(1891)陕西巡抚和陕西学政都向清廷推荐柏入朝做官，慈禧太后批下部议。就在此时他因病而卒。二十五年(1899)，陕西巡抚上奏清廷获准，将柏载入国史馆儒林传。他的著作有《柏沣西先生遗集》六卷和《沣西草堂集》等。

　　柏景伟，字子俊，学名沣西先生。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咸丰五年（1855）中举。初派定边训导，因家中有老人而没有赴任。曾受长安县令旨意，办地方团练。后随陕西提督傅宗生湖北募勇，被延聘入幕府。左宗棠率师西征，柏景伟向其建议采取措施，剿灭回民判军，深的左宗棠器重。刘果敏驻军三原时，柏景伟建议其收编北山（渭北一带）的土匪以壮军威，遭湘军籍主事周某嫉恨，以“出虎入狼”喻相阻。后刘忠壮采纳了柏的建议，收编了这些人，在由陕北延安进攻宁灵的战斗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左宗棠认为柏景伟这个人很有才华，便让他总理陕西团练兼修城堡事。后因政令不通，他愤而辞职。同治元年（1862），柏景伟回到家乡，在终南山南五台胜宝泉读书，研究学问。他自己写的《竹林寺深夜读书》一诗，反映了当时的情景：“夜深群动息，涧水响琮琤。吾性本无物，萧然万虑清。偶向空中悟，非耶又是耶。道心何处认，月照紫薇花。”今南五台仍有“柏景伟读书处”题记。光绪二年（1876）受聘于泾干书院、味经书院。光绪十一年（1885），受陕西学使之约，移讲关中书院，任山长。光绪十五年（1889）因病辞归。两年后病逝，享年60岁。

　　柏景伟一生献身教育，发展教育。初到径干书院，即制定“学规六事”，对学生严格要求。由味径书院移经关中书院，对不听从教育的全部让离开，等讲堂日有记，月有课（考核），一丝不苟。他相当重视学生的品德教育，曾说：士所贵者，品德为最；品不能治，虽才如卢陵，学如斑马，掇魏科，莅显位，人多訾之；行果无亏，居乡可为纯儒，如官可为纯臣，末世犹有余芳。他告诫学生，亦多读书，勤请教明公，增长见识。要有把纱帽提在手上、应掷去时即掷去的勇气和精神。他勉励宋伯鲁（礼泉人，清光绪年间任副督察御使）不要随波逐流，不能只做官不干事。他称赞赵舒翘（清光绪时任刑部尚书）果断处理“河南王树汶临刑呼怨”案，告诫他对成绩不可矜张，做“好官”，做“清官”。在他的精心培育下，关中书院门人中举者50多人，一时传为佳话。柏景伟因此获“经师”、“人师”之美誉。

　　与此同时，柏景伟还积极发展地方文化教育事业。他54岁时，经常咯血，仍未离开讲堂。当接到陕西维新学派首领刘古愚约他筹办“求友斋”时，当时表示“虽不能为座上菩萨，仰或可为堂下护法”，亲撰《求友斋课启》。柏景伟眼见西夷日强，恃水战踞我沿海各口，讲求陆战以窥内地，深感祸患已深，传统科举取士的学习内容难以挽回危局，非“实学”、“新学”不可。在“课启”中，他提出研学范围，已经、史、道、政事、天文、舆地、掌故、算学与士子相讲习，受到社会各方的支持。三原胡砺廉观察出千金以为斋费，泾阳寡妇吴周氏以两千金益之，兼刻有用书籍。在“求友斋”和关中学院“志学斋”影响下，陕西学风大变。

　　关中学院是明万历年间的工部尚书、长安人冯从吾在与阉党作坚决斗争、被馋罢官后倾心于著作讲学而创立的，继张横渠（眉县人张载）之后，力倡关学。光绪十四年（1888），柏景伟主讲关中书院时，深感冯从吾去世日久，著述思想日被淡忘。为了振兴关学，教化来者，他遂同长安县令焦雨田相商，官捐千金，其他耆老邑绅各捐巨金，由柏景伟支持，选青门学舍旧址（今西安西门外市42中校址），重建冯恭定公祠， 修斋房40余间，归属于少墟书院，这地方遂成为西安西郊童子读书的好场所。

　　光绪十五年（1889），柏景伟因病由关中书院辞归，但他仍不忘家乡教育事业。在冯村东门外半里许，修建学舍，占地十四五亩，周围以山茶花为篱笆，他以“五柳先生”自比，按《归田园居》意境回来设计构筑这个学舍。进山门后又五柳池，池边栽植柳树。后有假山一座，再后有草棚20余间，中间一室门上悬额“学稼园”，其他空地广植桃杏或别的果树。“学稼园”本是柏景伟归里之后“种树莳花”、“优游讲学”之所，可惜建园不久，柏景伟便然长逝。此后，这里成为附近童子读书的场所，人们有的称这儿为“茅庵”，有的叫这儿为“草堂书舍”。书舍的建立，应在清光绪十八年（1892）前后，由柏景伟的朋友、中举的学生在此设坛讲课。讲席中有蓝田的牛兆濂、三原的贺伯箴，最后一位是周至举人宫秉南。维新变法之后，不再开科取士，书舍逐步停办。

　　除教育外，柏景伟还为解除群众疾苦、稳定社会秩序而呼号奔走。他的诗作《腊月大雪》就是表达了他的心声，“毕原十月桃李花，冬令春令行复差。况兼旱魅久为虐，麦苗干死农夫嗟。仁哉天心能爱物，风雪尽日飞拂拂。长安城中喜欲狂，置酒邀客咨为乐。城中欢呼城外悲，四郊多垒胡马驰。难民奔走啼不止，山隈水涯冻欲死。”（《沣西草堂集》卷八）光绪三年（1877），柏景伟讲学于泾干书院。时陕西大旱，渭北尤甚。他禀呈陕西巡抚停征官粮，并致函左宗棠、刘蓉等军政大员，获捐银8万两，赈济省内灾民。后又受咸长两县知县林馥庵、俞昆岩敦请，总理咸宁长安两县赈务，筹资12万两白银，解救两县饥民。光绪九年（1883），征得长安县令同意，在冯村修义仓。义仓位于村子中间，坐西面东，建四椽三间粮仓两座，西边是冯籍廒义仓，俗称后仓；东边是村仓，俗称前仓。几年时间积存粮食1000多石，解救数百户贫困户者之春荒。

　　为了防治天花对婴儿的危害，柏景伟于光绪九年（1883）禀奏长安县令涂官浚，在冯村创办“长安牛痘局”，位置在村中心。他带头捐资，委托其弟柏景倬经办，建房舍二进六间一院，门上悬挂“长安施种牛痘局”匾额，两侧刻有“保赤子咸登寿域，幸苍生共济春台”凹型金字漆黑牌联，购置了必需的器械。前后为儿童种牛痘三四十年，保护了长安西部和户县、咸阳附近方圆十里孩童的健康，这算得上是长安历史上民办公助的慈善事业。据说，柏景伟拟在冯村设立总局，在户县秦镇、咸阳阳天阖村设立分局，但因身体有病未能实现。关于长安牛痘局，还有一段趣事。柏景伟先生在味泾书院和泾干书院连续讲学达11年之久，深受学生和地方绅士敬重。泾阳县云阳镇东北五公里安吴堡有一周姓寡妇，本是清通奉大夫吴蔚文之子、资政大夫吴介侯的夫人，16岁开始守寡，后来成为西北一个经营官盐的大资本家。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溪逃奔西安，他曾捐银10万两、黄金5000两，被封为一品夫人（亦为护国夫人），地位显赫。当时，该寡妇与人诉讼。地方官吏看到诉状，拍案说：“此冯西先生手笔，先生为人，其言可信，其行可敬。”遂一审即判其胜诉。安吴寡妇有感于柏景伟鼎力相助，以重金酬谢。长安牛痘局创办的经费，正是他所获酬金的一部分。当柏景伟筹办“求友斋”时，安吴寡妇又捐金相助。当他亲眼看到地方上强凌暴寡相习成风时，便对人说：“凡孤儿寡妇无依者，吾即其主也。”在《雪夜闻儿啼》中写道：“朔雪号，朔风驶，沿街呜呜谁家子？饥与寒夜人无怜，呼天抢地啼不止。平生久怀抱与心，兹愧无力救尔死。吁嗟乎！尔死不得救，尔声不忍听，裁得丸纸塞我耳，一灯孤坐光荧荧。”（《沣西草堂集》卷八）

　　柏景伟先生办事和他讲学一样认真，一丝不苟。当地曾有“柏景伟验寨子—万无一失”的歇后语流传，是说清咸丰、同治年间，西北各地回民纷纷加入反动叛乱，由于清廷的挑拨，遂逐步演化成回汉民族之间的斗争。柏景伟因身体强健，臂力过人，被长安县令委以团练总管，组织武装和回民叛军作战，因此事受陕西提督傅坤亭、曹荩臣器重。同治六年（1867），左宗棠访求关西豪杰，柏景伟奏《办理回匪禀议》获赏识，被委任总理西、同、凤、鄜、彬、乾六府修筑堡寨之事。随即创立了陕西省团练堡寨总局。一时间，各村寨都开始修筑城墙，至今长安、户县、泾阳、高陵一带所能看到的村子城墙、城楼，大都始于此时。如冯村的城墙始建于同治六年（1867），8年方成，墙底宽8尺，顶宽5尺，高2.5丈。女墙之上有城垛，垛上有炮眼，全用砖砌成。每隔20丈修有砖砌的水道。东、西、南、北各有一门，派人看守。柏景伟作为总负责人，对工程质量要求十分严格，凡不符合标准的，一律推倒重修。每当兵 匪患接 而来，散兵游勇被高大雄伟的城墙阻挡在外无可奈何之时，人们便由衷地感叹：柏景伟验寨子—万无一失啊！

　　柏景伟一生禀性好爽，为人正直，关心地方。乐善好施，人多敬之畏之。他去世以后，其弟子和邑人修建祠堂来纪念他。该祠位于村子中心，面南朝北，三间三进，山门内两旁是厢房，祭殿前有一米高的祭台，约50平方米。门前立一“教泽碑”，约五六米高，重檐翘角，雕刻十分精细。碑上刻有的大字是：“诰授奉政大夫赏顶戴花翎特旨交部议叙钦加同知衔泾干味经书院主讲关中书院山长柏老夫子子俊大人教泽碑。”正文之外，都是为柏景伟建祠、出资刊印文集学生的名讳，有清光绪副都察御史宋伯鲁，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翘，陕西民政厅长王典章等近百名。碑石高大雄伟，令人观之肃然起敬。碑后偏东为祠堂，门额上用欧体书“柏沣西先生祠”，为宋伯鲁手迹。祭殿内前后门上方悬两块巨匾，前为“高山仰止”，后为“俎豆常馨”，均为赵舒翘亲笔所撰。祠建好后，村人称为“柏家新祠堂”，以区别该祠东面的“柏氏宗祠”。据赵巩伯先生《邵力子三祭柏沣西》一文中记载，民国时期，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初上任时，为能在陕西扎住根，千方百计笼络各界名流，以取得政治上的支持。对陕人崇敬的明清大儒张载、冯从吾、李二曲、柏沣西等均予以祭祀。邵力子对柏景伟先后祭祀了三次。第一次是1933年秋，作为陕西乡贤的普遍祭祀，事先未作安排，由省民政厅长王典章陪同，乘小轿车由冯村北门进，直至柏沣西先生祠，致以香烛之仪，进行祭祀。后由西门出，驱车户县方向。第二次是1934年春，邵备有猪羊等三牲祭品，仍由王典章陪同。先至柏沣西先生祠堂祭祀，由柏震炎陪祭，然后拜谒其陵墓，再到“学稼园”参观，最后到柏景伟故居，柏家备以酒席隆重招待。席间，邵盛赞先生之德。饭后，参观了柏先生藏书，邵对其中的“二十四史”、“诸子百家”颇感兴趣。又详细看了家中所存的八扇屏风，该屏风由宋伯鲁撰文并书，内容是介绍柏沣西先生生平事迹。第三次约在1934年秋，祭祀完后，在柏家小坐之际，提出想要藏书中的“二十四史”、“诸子百家”之意。当时柏家不好拒绝，满足了邵的要求，邵力子当场送给柏家300银圆作赠礼。

　　柏景伟去世后，埋葬在村子西北一公里许运渡台前的柏家老坟。1996年修路时，坟被挖掘，墓志现存县文管所内。清儒刘古愚在《柏景伟墓志铭》中写道：“先生貌魁梧，望而懔然；处事接物不扰以私，进退必归于义，性抗爽，剖别是非不妪煦作长厚态，赴人之急如谋其身，友教四方善启发，其规过必直抉根，而示以所能改，劝善则诱掖，奖借必使欣欣自奋不能自己，故当时虽多畏忌先生。及卒，则同声悼且无异词也。”这正是对柏景伟先生的理想、人格、作风最恰当的评价。民国时编撰的《咸宁长安两县续志》与新编《长安县志》均对其有简单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