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趋合倍反，计有适合。化转环属，各有形势，反覆相求，因事为制 。是以圣人居天地之间，立身、御世、施教、扬声、明名也；必因事 物之会，观天时之宜，因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与之转化。

　　世无常贵，事无常师；圣人无常与，无不与；无所听，无不听；成于 事而合于计谋，与之为主。合于彼而离于此，计谋不两忠，必有反忤 ；反于是，忤于彼；忤于此，反于彼。其术也，用之于天下，必量天 下而与之；用之于国，必量国而与之；用之于家，必量家而与之；用 之于身，必量身材气势而与之；大小进退，其用一也。必先谋虑计定 ，而后行之以忤合之术。

　　古之善背向者，乃协四海，包诸侯忤合之地而化转之，然后求合。故 伊尹五就汤，五就桀，而不能所明，然后合于汤。吕尚三就文王，三 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文王，此知天命之箝，故归之不疑也 。

　　非至圣达奥，不能御世；非劳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见情，不能 成名；材质不惠，不能用兵；忠实无实，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己 必自度材能知睿，量长短远近孰不知，乃可以进，乃可以退，乃可以 纵，乃可以横。

　　凡是有关联合或对抗的行劝，都会有相应的计策。变化和转移就像铁环一样环连而无中断。然而，变化和转移又各有各的具体情形。彼此之间环转反复，互相依赖，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控制。所以圣人生活在天地间，立身处世都是为了说教众人，扩大影响，宣扬名声。他们还必须根据事物之间的联系来考察天时，以便抓有利时机。国家哪些方面有余，哪些方面不足，都要从这里出发去掌握，并设法促进事物向有利的方面转化。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也没有永远居于榜样地位的，也没有一定的法则。圣人常做的是无所不能做，常听的是无所不能听。要想做的事情成功，就要使计谋切合实际，一般来说，施行计谋难以同时兼顾，合乎那一方的利益，就要背叛另一方的利益。凡是计谋不可能同时忠于两个对立物，必然违背某一方的意愿。合乎这一方的意愿，就要违背另一方的意愿；违背另一方的意愿，才可能合乎这一方的意愿。这就是“忤合”之术。如果把这种“忤合”之术运用到天下，必然要把全天下都放在忤合之中；如果把这种“忤合”之术用到某个国家，就必然要把整个国家放在忤合之中；如果把这种“忤合”之术运用到某个家庭，就必然要把整个家庭都放在忤合之中；如果把这种“忤合”之术用到某一个人，就必然要把这个人的才能气势都放在忤合之中。总之，无论把这种“忤合”之术用在大的范围，还是用在小的范围，其功用是相同的。因此，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要进行谋划、分析，计算准确了以后再实行“忤合”之术。

　　古代那些善于通过背离一方、趋向一主而横行天下的人。常常掌握四海之内的各种力量，掌控诸侯，驱之于忤合之地，因循形势而设法化转，然后使之改变方向，与贤君明主相契合。过去伊尹五次投靠商汤，五次投靠夏桀，不能昭明其志，最终受用于汤。姜尚三次投奔周文王，三次投奔殷纣是懂得天命的制约。他们运用“忤合”认清了天命所在，所以归附明主而不再怀疑。

　　对于一个纵横家来说，如果没有高尚的品德，超人的智慧，不可能通晓深层的规律，就不可能驾驭天下；如果不肯用心苦苦思考，就不可能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如果不会全神贯注地考察事物的实际情况，就不可能功成名就；如果才能、胆量都不足，就不能统兵作战；如果只是愚忠呆实而无真知灼见，就不可能有祭人之明。所以，“忤合”的规律是：要首先自我估量聪明才智，然后度量他人的优劣长短，分析在远近范围之内还比不上谁。只有在这样知己知彼以后，才能随心所欲，可以前进，可以后退；可以合纵，可以连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