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

　　《氾胜之书》：“汤有旱灾，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氾，扶岩反，水名。又姓，出敦煌、济北二望，本姓凡氏，避地于汜水，因改焉。

　　《史记》：“管仲相齐，与俗同好恶。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猗顿，鲁穷士，闻陶朱公富，问术焉。告之曰：“欲速富，养五牸。”乃畜牛、羊，子息万计，赀拟王公。

　　《庄子》：“长梧封人曰：‘昔予为禾稼，而卤莽种之，其实亦卤莽而报予；芸而灭裂之，其实亦灭裂而报予。来年深其耕而熟耨之，其禾繁以滋，予终年厌飱。’”

　　《前汉·食货志》：“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师古曰：‘李悝，文侯臣也；悝音恢。’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服虔曰：‘与之三升也。’臣瓉曰：‘当言三斗。谓治田勤，则亩加三斗也。’师古曰：‘计数而言，字当为斗。瓒说是也。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又曰：‘籴甚贵，伤民；韦昭曰：“此‘民’，谓士、工、商也。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

　　汉文帝时，贾谊说上曰：“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引。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驱民而归之农，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人，转而缘南亩，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前汉，宣曲任氏。楚汉相距于荥阳，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以此起富。折节为俭，力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赵过，为搜粟都尉，能为代田，以故田多垦辟；用力少而得谷多。

　　黄霸为颍川，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浮淫之费，治为天下第一。

　　龚遂为渤海，劝民务农桑，今口种一株榆，百本睻，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春夏不得不趣田亩；秋冬课收敛，益蓄果实、菱、芡。吏民皆富实。

　　何武为刺史，行部必问垦田顷亩、五谷美恶。

　　召信臣为南阳，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躬劝耕农，出入阡陌，止舍离乡亭，稀有安居时。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凡数十处，以广溉灌；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蓄积有余。信臣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争。禁止嫁娶送终奢靡，务出于俭约。郡中莫不耕稼力田。吏民亲爱信臣，号曰“召父”。

　　后汉王丹，家累千金，好施与，周人之急。每岁时农收后，察其强力收多者，辄历载酒肴，从而劳之；便于田头树下，饮食劝勉之；因留其余肴而去。其隋懒者，独不见劳，各自耻不能致丹，其后无不力田者。聚落以致殷富。

　　杜为南阳，省爱民役，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为之语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任延为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

　　茨充为桂阳令，俗不种桑，无蚕织、丝麻之利，类皆以麻枲头贮衣。民惰窳，少粗履，足多剖裂血出，盛冬皆然火燎灸。充教民益种桑柘，养蚕、织履；复令种苎麻。数年之间，大赖其利，衣履温暖。今江南知桑蚕、织履，皆充之教也。

　　张堪拜渔阳太守，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

　　樊重，字君云，谥寿张敬侯。世善农稼，好货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外孙何氏，兄弟争财，重耻之，以田二顷，解其忿讼，县中称美。其素所假贷人间数百万，遗令焚削文契。责家闻者皆惭，争往偿之。常戒其子曰：“富贵盈溢，未有能终者。吾非不喜荣势也，天道恶满而好谦，前世贵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岂不乐哉！”

　　王景为庐江太守，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余，而食常不足。景乃教民用犁耕，垦辟倍多，境内丰给。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著于乡亭。

　　王符曰：“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饥；一妇不织，天下受其寒。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

　　崔寔为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寔为作纺绩、织纴之具以教，民得以免寒苦。

　　刘陶曰：“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也。”

　　仇览为蒲亭长，劝人生业，为制科令，至于果菜为限，鸡豕有数。农事既毕，乃令子弟群居就学。其剽轻游恣者，皆役以田桑，严设科罚。躬助丧事，赈恤穷寡。期年，称大化。

　　杜畿为河东，劝耕桑，课民畜牸牛、草马，下逮鸡豚，皆有章程，家家丰实。然后兴学校，举孝悌。河东遂安。

　　童恢除不其令，若吏称其职，人行善事，皆赐酒肴以劝励之。耕、织、种、收，皆有条章。一境清静。

　　《齐民要术》：皇甫隆为敦煌。敦煌俗不晓作耧犁；及种，人牛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隆乃教作耧犁，所省佣力过半，得谷加五。又敦煌俗，妇女作裙，孪缩如羊肠，用布一匹。隆又禁改之，所省复不赀。

　　僮种为不其令，率民养一猪、雌鸡四头，以供祭祀，死买棺木。

　　颜裴为京兆，乃令整阡陌，树桑果。又课以闲月取材，使得转相教匠作车。又课民无牛者，令畜猪；投贵时卖以买牛。始者民以为烦，一二年间，家有丁车引、大牛，整顿引丰足。

　　谯子曰：“朝发而夕异宿，勤则菜盈倾筐。且苟有羽毛，不织不衣；不能茹草饮水，不耕不食。安可以不自力哉？”

　　李衡于武陵龙阳洲上作宅，种甘橘千树。敕儿曰：“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矣。”橘成，岁得绢数千匹。

　　仲长子曰：“天为之时，而我不农，谷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至焉，时雨降焉，始之耕田，终之簠簋，惰者釜之，勤者钟之。时及不为，而尚乎食也哉？”

　　北魏辛纂，拜河内刺史，督劝农桑，亲自检视，勤者资以物帛，惰者加以罪。

　　魏陈思王曰：“寒者，不贪尺玉，而思短褐；饥者，不愿千金，而美一食。”

　　晋桓宣镇襄阳，劝课农桑，或载鉏耒于轺轩，或亲耘获于垄亩。

　　唐张全义为河南尹，经黄巢之乱，继以秦宗权、孙儒残暴，居民不满百户，四野俱无耕者。全义招怀流散，劝之树艺。数年之后，都城坊曲，渐复旧制；诸县户口，率皆归复；桑麻蔚然，野无旷土。全义明察，人不能欺，而为政宽简。出见田畴美者，辄下马与僚佐共观之，召田主劳以酒食。有蚕麦善收者，或亲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赐以茶彩衣物。民间言：“张公不喜声伎，见之未尝笑；独见佳麦良茧则笑耳！”

　　有田荒秽者，则集众杖之。或诉以“乏人牛”，乃召其邻里，责之曰：“彼诚乏人牛，何不助之？”众皆谢，乃释之。由是邻里有无相助，故比户皆有蓄积，凶年不饥，遂成富庶焉。

　　李袭誉，尝谓子孙曰：“吾负京有田十顷，能耕之，足以食；河内千树桑，事之，可以衣；能勤此，无资于人矣。”

　　《孟子》：“后稷教民农作、种植五谷；五谷丰收，人民得到养育。”

　　《汜胜之书》：“商汤的时候，发生过旱灾，伊尹创造区田种植法，教民给区田施肥，背水浇灌庄稼。”氾，扶岩反，水名。“氾”字作为姓氏，起源于敦煌、济北地方的两个大家族，他们本来姓“凡”，因为避秦乱，逃到氾水，便改姓“氾”。

　　《史记》：“管仲在齐国做宰相时，他的喜好和憎恶，完全和世俗百姓相同。他曾说：‘粮仓盈满，方可(教民)知晓礼节；丰衣足食，方可(教民)知晓荣辱。’”

　　猗顿是鲁国的穷读书人，听说陶朱公非常富有，便前去请教致富的方法，陶朱公告诉他说：“要想很快致富，就养五畜牸。”他便开始畜养牛羊，繁殖的幼畜数量，可以用“万头”作单位来计算，他的资产可以和王公相比。

　　《庄子》：“长梧封人说：‘往年我种庄稼，漫不经心地将种子种下，庄稼亦漫不经心地回报我；锄草时马虎了事，庄稼也马虎了事地报答我。第二年，我深耕田地，并且勤加耘锄，庄稼生长得繁茂旺盛，我全年饱食不受饥饿。’”

　　《汉书·食货志》：“魏文侯时，李悝倡行充分利用地力的教化。师古说：‘李悝是魏文侯的臣；悝，音恢。’他说：方一百里的土地，提封九万顷，除山陵、沼泽、城市、村居，占地三分之一，剩余的耕地还有六百万亩。种田勤勉，每亩可增收三升，服虔说：‘是给农民三升。’臣瓒说：‘三升应作三斗，是说做务好时，每亩可增产三斗。’师古说：‘根据实地计算，三升应作三斗。臣瓒的说法是对的。种田不勤勉时，每亩减收的数量也是三升。所以说方百里的土地，增收和减收的数字，都会达到一百八十万石。’又说：‘粮价过高会伤害市民的利益，韦昭说：“这里的‘民’字，是指士、工、商。”粮价过低会伤害农民的利益。市民工商受到伤害，便会离此他往；农民受到伤害，便会使国家贫困；故粮价过高或过低，都会造成危害。’”

　　汉文帝时，贾谊劝说皇上说：“管子说：‘粮仓满盈，方可(教民)知晓礼节。’民食不足，而能将国家治理好的例子，从古到今未曾听说过。汉朝建国至今，历时已近四十年，公家和百姓的储粮，仍使人感到非常痛心。人世间有丰穰和饥馑，是天时运行的常事，虽禹、汤在位，仍不免有天灾。假如不幸发生宽广二三千里的大旱灾，国家用什么救济百姓？再如边境突然遭受敌人入侵，常须调动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军队，国家用什么去供给军粮？贮积一事，实为关系天下安危的大事。只要国家粮多和财力充足，还有什么办不成功的事情？用以攻城必取，用以守土必固，用以兴兵作战必胜。怀柔敌人，哪怕是遥远的番邦也一定会归顺朝廷；那时还会有什么人，不听从朝廷命令！现在应当驱使众人回到农业中去，让天下的人都能自己生产自己吃；让从事末技游食的人，都能从事农业生产，必会使蓄积充足，人民安居乐业。”

　　西汉时，宣曲任氏，善储粟谷。那时楚汉两军正在荥阳激战，米价上涨到每石一万钱。大户人家不得不用金玉交换谷子，金玉遂尽入于任氏手中，任氏由此大富。任氏折节为俭，努力从事种田和畜牧。别人买东西，都抢着要便宜的，唯独任氏乐意出高价买好的。他家的富足，保持了好几代人。任公所立的“家约”规定：“非自家田地出产，非自养畜禽所生，一概不准穿不准吃。国家的钱粮不缴纳完毕，自己就不准饮酒吃肉。”并能亲身力行作为乡里众人的表率。为此，他既极为富有，又受到人主的敬重。

　　赵过，任搜粟都尉，创行代田法，田地大多得到开垦。代田法花费的劳力少，但产量却高。

　　黄霸，任颍川郡太守，让邮亭、乡官都饲养鸡猪，(所得收入)用来赡养鳏、寡和贫寒人家。又让(百姓)务耕农，事蚕桑，节省用度，增值资财，发展种植业和畜牧业，要民去除铺张浪费，他的政绩为天下第一。

　　龚遂，任渤海郡太守，劝导百姓勤务农耕，从事蚕桑；要求每人栽种榆树一株、睻一百本、葱五十本、韭菜一畦，每家养母猪两头、鸡五只。百姓有佩带刀剑的，便让他卖掉剑买牛，卖掉刀买牛犊，说：“为什么把牛和犊佩带在身上？”春天和夏天，农人必须到田间劳动；秋天和冬天，督促百姓收刈入仓，增储果实、菱芡。全境吏民都过上富足殷实的生活。

　　何武任(扬州)刺吏，行部所至，一定要询问州郡垦田若干顷亩，五谷生长好坏。

　　召信臣任南阳郡(太守)，重视为人民兴办有利的事业，一心一意地要让百姓快些富裕。他深入农村，出没在路边田畔，亲自劝说农民重视农耕。他住宿过的地方，遍及全郡各地的乡亭，极少有休息的时间。他视察郡中的水源，挖通沟渠，修建水门提阏共数十处，用来扩大灌溉面积。灌田数年年增加，多达三万顷。人民蒙受到灌溉的利益，家有储积。他为百姓制定《均平用水公约》，刻于碑石，立在田首地畔，以防发生争水的纠纷。嫁娶、丧葬务求节约，禁止奢侈浪费。郡中百姓无不努力务农，勤勉耕耘。全郡官民无不对信臣怀有敬爱的感情，尊称他为“召父”。

　　后汉王丹，家资累积，富有千金，为人好施舍，能帮助他人解决困难。每到年终收获大忙过后，察访劳动好收谷多的农人，便携带着酒肉，一一前去犒劳。常在田头树下，席地饮食，对其人进行劝勉慰问。临走时把剩余的酒菜留下，随即辞去。那些少数懒惰的农民，得不到王丹的犒劳，他们都深感不能使王丹前来慰劳自己为耻，此后无不努力种田。由此全村百姓，无不富裕。

　　杜诗任南阳太守，省简劳役，爱护百姓，垦田数量大大增加，全郡百姓家家殷实富足。人民歌颂他说：“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任延官为九真太守。九真地方的百姓，向来以射猎鸟兽为生，尚不知晓牛耕的方法，故时常陷于贫困。任延便叫百姓铸造各种农具，教给他们使用的方法，开垦土地。从此新开辟的耕地年年增加，百姓生活充足。

　　茨充任桂阳县令，当地百姓不知种桑，人民享受不到养蚕和纺织丝麻的利益，多用麻枲头填充冬衣。百姓习于懒惰，生活简陋，连脚上穿的粗履都极少见到；许多人的脚冻裂开口出血，严冬时都点火烘烤。茨充让百姓多栽桑树和柘树，养蚕缫丝织履；并让多种苎麻。经过数年的时间，便享受到丝麻的利益，穿上了温暖的衣服和鞋子。今日江南知道种桑、养蚕、织作丝履，都是茨充的教导。

　　张堪官拜渔阳太守，开辟稻田八千多顷，劝百姓种稻，使人民过上富裕生活。百姓歌颂他说：“桑树无附枝，麦穗分两歧；张君施仁政，其乐不可支。”

　　樊重，字君云，追封寿张敬侯，世世代代擅长农事种植和喜好经营商业。樊重为人性情温和敦厚，治家有法度。三世同堂共居，子孙早晚向他请安问候，俨如身在公家。他经管家产，向来没有被抛弃掉的东西；督促使用童仆，都很得当。所以能上下齐心协力，家庭收入年年成倍增加，开垦的田地多至三百多顷。他建造的房舍，都有好几进厅堂和高阁，引陂渠水灌注庭院间。他家又养鱼、饲牲畜，家中所有需用之物都能自给。他曾为了想做家具，先着手栽种梓、漆，受到别人的讥笑；但若干年后，梓、漆皆得到应用，过去讥笑他的人也前来向他请求借用。他的财产多达好多万，便用来周济抚恤本宗族的人，本乡本土的人也得到他的惠赐。有外孙何姓，兄弟之间为争家产闹纠纷，樊重认为这事很不光彩，便用他自己的田地二百亩，平息了他们的争讼，受到县人的称赞和好评。他平时借贷出去的钱款，累计不下数百万，临终留下遗言，把文契全部焚削掉。借债的人听说以后，皆感到非常惭愧，争先恐后地前来还债。樊重时常告诫儿子们说：“大富大贵的人家，没有能保持始终不败的。我并非不喜欢荣华富贵，怎奈天道厌恶骄满，喜好谦恭，前朝权贵外戚的结局，都可作为明戒。但求保全父母，保全自己，岂不是很快乐吗！”

　　王景为庐江郡太守，百姓不知晓使用牛耕，故土地虽然有潜力，但粮食却常不够吃。王景就教百姓用牛和犁耕田，所开垦的土地，成倍增加，使本郡百姓丰衣足食。他又教百姓养蚕和纺织，并编写出蚕织方法规程，张贴在各地乡亭。

　　王符说：“一个农夫不耕田，天下便会受到饥饿；一个妇女不织布，天下便会受到冻寒。如今世俗都舍弃农耕本业，转而趋向商贾，这无疑是：一个人种田，供一百人吃食；一个妇女种桑养蚕，供一百人穿衣。用一个人的力量，供养一百人，怎么能供应够呢！”

　　崔寔任五原郡太守，那里的土地本来适合种麻，但当地百姓却不知晓纺绩织布。百姓冬天没有衣穿，便将细草堆积起来，人卧在草堆里避寒。会见官吏，便身披细草当衣。崔寔为他们制作纺绩织布的工具，教给纺织的方法，使他们免受冻寒的痛苦。

　　刘陶说：“百姓可以百年无器用，不可以一天没饭吃，可见粮食是不可缺少的急需物资。”

　　仇览任蒲亭长，劝令百姓搞好生活和生产，并制定出明文条令，详细规定种植蔬菜和果树的数量，喂养鸡只和生猪的数目。农事完毕，便让子弟聚集起来学习。百姓中如有剽轻不轨或游手好闲、恣意妄为的人，便责令他们从事种田和蚕桑劳动，并规定有严格的监督惩治条例。他本人能亲自帮助百姓料理丧葬，赈济贫穷，抚恤孤寡。一年过后，民风大变。

　　杜畿任河东郡太守，劝令百姓耕农、务蚕桑，督促他们畜养牸牛、草马，甚至养鸡豚多少，皆有规定，家家衣食丰足。接下来便是着手兴办学校，选举孝悌。河东郡遂趋向安定。

　　童恢除任不其县令，凡本县官吏，只要能胜任本职工作，本人能行善事，皆赐予酒肉，以资奖励。对农耕、纺织、播种、收获，各种农活，皆规定有具体要求。全县境内，安宁无事。

　　《齐民要术》载：皇甫隆任敦煌郡刺史，百姓不知晓制作耧犁，播种时既费人工和牛力，而且谷子的产量也很低。皇甫隆便教给百姓制造耧犁，节省的劳力超过一半，收获的谷子增加五成。又敦煌的风俗，妇女穿的裙子，习惯做成折绉孪缩如同羊肠一般的百褶裙，一条裙子要费掉一匹布。皇甫隆加以禁止，并改用新裙式，所节省的费用也不可胜计。

　　僮种任不其县令，规定每人养一头猪、四只母鸡，以供祭祀或死后卖掉用来买棺材。

　　颜裴任京兆尹，于是让百姓整修田间道路，（在路边）种植桑树和果树。又规定在农闲月份，伐取木材，使民转相传授造车技术。又规定凡是没有牛的人家，必须养猪，趁猪价贵时卖出，用卖猪的钱买牛。初开始时，百姓感到政令过于烦琐，但一二年过去，每家都有丁车、大牛，事事整顿，丰衣足食。

　　谯子说：“早晨同时出发，到天晚投宿，便会有（远近的）不同；（同时采野菜）勤快的人可采满筐。即使有了羽毛，不织成布，仍然没有衣服穿；人不能依靠吃青草喝凉水生活，不从事农耕，便没有饭吃。难道一个人可以不自己努力吗？”

　　李衡在武陵郡龙阳洲上，修建住宅，种植了一千株柑橘，（临死）告诫儿子说：“我州里有一千头木奴，不要你供给它们吃穿，每头每年向你献上一匹绢，也可以足够用了。”橘树长成后，果然一年可得到好几千匹绢。

　　仲长子说：“上天替人作成四时，我若不务农，也不可能得到粮食。春天已到，时雨已经降下，从整地播种开始，到粮食收获入簠簋结束，懒惰的人亩收一釜，勤勉的人亩收一钟。农时已到，而不及时播种的人，尚可得到吃食吗？”

　　北魏辛纂，官拜河内郡刺史，督促劝导百姓从事农业和蚕桑生产，常亲自下乡检查视察。对勤勉的人，奖给财物、布帛；对懒惰的人，则进行惩罚。

　　曹魏陈思王说：“身受冻寒的人，并不贪求尺玉，而是渴望得到一件短褐；饥饿的人，并不愿得到千两黄金，而是以能得到一顿饱餐为美事。”

　　晋桓宣镇守襄阳，督促奖励农耕蚕桑，有时将锄头、耒耜置放在轺轩上，有时亲赴田间参加锄地和收刈劳动。

　　唐张全义任河南尹，当时经过黄巢作乱，接着又遭秦宗权、孙儒的大烧杀，居民不到一百户，城四郊看不到有耕田的人。全义招流民安置，劝他们从事农耕；几年以后，都城中大街小巷，逐渐恢复旧日的规模；各县的户口，亦多恢复。遍地是生长茂盛的桑麻，田野中看不到有不耕的荒地。全义为人明察事理，别人不能欺瞒，但他的治理方法，却宽缓和平，政令简约。全义每外出，看到有的田地庄稼生长好，便下马和随从人等共同观看，召见田主用酒饭进行慰劳。谁家的蚕茧、麦子收成好，有时便亲自到他家，叫出全家老幼，赐给茶彩衣物。民间传说：“张公不喜爱歌舞女伎，有时观看，亦不曾见他有笑容；只有看到好麦、好蚕茧，才会喜笑颜开！”

　　有的人家，田地荒芜草多，全义便将此家人召集到一起，用杖责打。假如被打人申诉说，“田荒，是因缺乏人力牛力”，便召集他的邻人加以责问说：“如他确是缺乏人力牛力，你们为何不帮助他？”直到众人都承认错误，才放他们离开。从此邻里之间有无相通，彼此互相帮助，所以家家有存粮，即便遇到灾荒的凶年，也不会挨饿。(河南府)从此变成富足的地方。

　　李袭誉曾经告诉子孙说：“我家在京城附近有田地十顷，能耕种的好，可足够吃的；河内有千株桑树，从事蚕绩，便可供穿衣；只要能勤于这些，便不需要他人的资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