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者曰：“申不害、公孙鞅，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国？”

　　应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谓之衣食孰急于人，则是不可一无也，皆养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问者曰：“徒术而无法，徒法而无术，其不可何哉？”

　　对曰：“申不害，韩昭侯之佐也。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后相勃，则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故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公孙鞅之治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劳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故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而张仪以秦殉韩、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韩、魏而东攻齐，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应侯攻韩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来，诸用秦者，皆应、穰之类也。故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以知奸也。商君虽十饰其法，人臣反用其资。故乘强秦之资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法不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

　　问者曰：“主用申子之术，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

　　对曰：“申子未尽于法也。申子言：‘治不逾官，虽知弗言\'。治不逾官，谓之守职也可；知而弗言，是不谓过也。人主以一国目视，故视莫明焉；以一国耳听，故听莫聪焉。今知而弗言，则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今有法曰：‘斩首者令为医、匠。\'则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者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故曰：二子之于法术，皆未尽善也。”

　　问话的人说：“申不害和商鞅，这两家的学说哪一家对治理国家更急需？”

　　韩非回答他说：“这是不能比较的。人不吃饭，十天就会饿死；在极寒冷天气下，不穿衣服也会冻死。若问衣和食哪一种对人更急需，则是缺一不可的，都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条件。现在申不害提倡运用术而商鞅主张实行法。所谓术，就是依据才能授予官职，按照名位责求实际功效，掌握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能力。这是君主应该掌握的。所谓法，就是由官府明文公布，赏罚制度深入民心，对于谨慎守法的人给予奖赏，而对于触犯法令的人进行惩罚。这是臣下应该遵循的。君主没有术，就会在上面受蒙蔽；臣下没有法，就会在下面闹乱子；所以术和法缺一不可，都是称王天下必须具备的东西。”问话的人说：“只用术而不用法，或只用法而不用术，这样都不行，情形究竟如何呢？”

　　韩非回答说：“申不害是韩昭侯的辅佐大臣，韩国是从晋国分出来的二个国家。晋国的旧法没有废除，而韩国的新法又已公布；晋君的旧法令没有收回，而韩君的新法令又已下达。申不害不专一地推行新法，不统一韩国的法令，奸邪的事就增多了。所以奸人认为旧法令对自已有利，就依照旧法令行事；认为新法令对自己有利，就依照新法令行事；他们从旧法和新法的矛盾、前后政令的对立中取利，那么申不害即使频繁地让韩昭侯运用术，奸臣仍然有办进行诡辩。所以，申不害凭借兵力雄厚的强韩，经过十七年的努力还没有成就霸业，就是因为君主虽然在上面用术，但没有在官吏中经常整顿法令，结果带来了害处。商鞅治理秦国，设立告奸和连坐的制度来考察犯罪的实情，使什伍之家同受罪责，该厚赏就一定厚赏，该重罚就一定重罚。因此秦国人民努力耕作，劳累了也不休息、追击敌人，再危险也不退却，结果使秦国国富民强，但是没用术来识别奸臣，那不过是用秦国的富强帮助群臣罢了。等到秦孝公、商鞅死后，秦惠王继位，秦国的法律没有被荒废，而张仪把秦国的力量牺牲在逼迫韩、魏的事件上。惠王死后，秦武王继位，甘茂把秦国的力量牺牲在与周打仗上。武王死，秦昭襄王继位，穰侯越过韩、魏两国向东攻打齐国，经过五年，秦国没有增加一尺土地，而穰侯却增加了陶邑的封地。应侯范服攻打韩国达八年之久，给他自己增加了汝南的封地。打那时以后，许多在秦国执政的人，都是应侯、穰侯一类的人物。所以打了胜仗，大臣就尊贵起来；扩大地盘，就建立了私人的封地。这是君主不能用术去了解奸邪的缘故。商鞅纵然频繁地整顿法令，臣下反而利用了他变法的成果。所以凭借强秦雄厚的实力，几十年还没有成就帝王霸业，就是因为官府虽然不断地整顿法令，但君主在上面不能用术，结果带来了害处。”问话的人说：“君主使用申不害的术，而官府实行商鞅的法，这样可以吗？”

　　韩非回答说：“申不害的术不够完善，商鞅的法也不够完善。申不害说：‘办事不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越权的事即使知道了也不说。’办事不超越职权范围，可以说是守职；知道了不说，这是不告发罪过。君主用全国人的眼睛去看，所以没有比他看得更清楚的；用全国人的耳朵去听，所以没有比他听得更清楚的。假如知道了都不报告，那么君主还靠什么来做自己的耳目呢？商鞅的法令规定：‘杀死一个敌人小头目，升爵一级，想做官的给年俸五十石的官；杀死两个敌人小头目的，升爵两级，想做官的给年俸一百石的官。’官职和爵位的提升跟杀敌立功的多少是相当的。如果有法令规定：‘让杀敌立功的人去做医生或工匠。’那么他房屋也盖不成，病也治不好。工匠是有精巧手艺的，医生是会配制药物的，如果用杀敌立功的人来干这些事，那就与他们的才能不相适应。现在做官的人，要有智慧和才能；而杀敌立功的人，靠的是勇气和力量。如果让靠勇气和力量的人去担任需要智慧和才能的官职，那就等于让杀敌立功的人去当医生、工匠一样。所以说：申不害的术和商鞅的法，都还没有达到很完善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