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故怀负石而赴河，是行之难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须，卵有毛，是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盗跖吟口，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故曰：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诗》曰：“物其有矣，惟其时矣。”此之谓也。

　　君子易知而难狎，易惧而难胁，畏患而不避义死，欲利而不为所非，交亲而不比，言辩而不辞。荡荡乎，其有以殊于世也。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丑，不能亦丑。君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道人，不能则恭敬纟尊绌以畏事人；小人能则倨傲僻违以骄溢人，不能则妒嫉怨诽以倾覆人。故曰：君子能则人荣学焉，不能则人乐告之；小人能则人贱学焉，不能则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

　　君子宽而不僈，廉而不刿，辩而不争，察而不激，寡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诗》曰：“温温恭人，维德之基。”此之谓矣。

　　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谄谀也；正义直指，举人之过，非毁疵也；言己之光美，拟于舜、禹，参于天地，非夸诞也；与时屈伸，柔从若蒲苇，非慑怯也；刚强猛毅，靡所不信，非骄暴也。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诗》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以义屈信变应故也。

　　君子，小人之反也。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知则明通而类，愚则端悫而法；见由则恭而止，见闭则敬而齐；喜则和而理，忧则静而理；通则文而明，穷则约而详。小人则不然，大心则慢而暴，小心则淫而倾；知则攫盗而渐，愚则毒贼而乱；见由则兑而倨，见闭则怨而险；喜则轻而翾，忧则挫而慑；通则骄而偏，穷则弃而儑。传曰：“君子两进，小人两废。”此之谓也。

　　君子治治，非治乱也。曷谓邪？曰：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也。故君子者，治礼义者也，非治非礼义者也。然则国乱将弗治与？曰：国乱而治之者，非案乱而治之之谓也。去乱而被之以治；人污而修之者，非案污而修之之谓也，去污而易之以修。故去乱而非治乱也，去污而非修污也。治之为名，犹曰君子为治而不为乱，为修而不为污也。

　　君子絜其身而同焉者合矣，善其言而类焉者应矣。故马鸣而马应之，牛鸣而牛应之，非知也，其势然也。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弹其冠，人之情也。其谁能以己之潐潐，受人之掝掝者哉！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其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其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不形则虽作于心，见于色，出于言，民犹若未从也，虽从必疑。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类至，操之则得之，舍之则失之。操而得之则轻，轻则独行，独行而不舍则济矣。济而材尽，长迁而不反其初，则化矣。

　　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听视者近而所闻见者远。是何邪？则操术然也。故千人万人之情，一人之情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推礼义之统，分是非之分，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故操弥约而事弥大。五寸之矩，尽天下之方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内之情举积此者，则操术然也。

　　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悫士者，有小人者。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物至而应，事起而辨，若是，则可谓通士矣。不下比以暗上，不上同以疾下，分争于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则可谓公士矣。身之所长，上虽不知，不以悖君；身之所短，上虽不知，不以取赏；长短不饰，以情自竭，若是，则可谓直士矣。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独甚，若是，则可谓悫士矣。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

　　公生明，偏生暗，端悫生通，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

　　欲恶取舍之权：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孰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如是，则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伤之也。见其可欲也，则不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不虑其可害也者。是以动则必陷，为则必辱，是偏伤之患也。

　　人之所恶者，吾亦恶之。夫富贵者则类傲之，夫贫贱者则求柔之。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奸人将以盗名于晻世者也，险莫大焉。故曰：盗名不如盗货。田仲、史鰌不如盗也。

　　君子对于行为，不以不正当的难能为可贵；对于学说，不以不正当的明察为宝贵；对于名声，不以不正当的流传为珍贵；只有行为、学说、名声符合了礼义才是宝贵的。所以怀中抱着石头投河自尽，这是难以做到的行为，但申徒狄却能做到；然而君子并不推崇这种行为，是因为它不合礼义的中正之道。高山和深渊高低相等，天和地高低一样，齐国、秦国相毗连，从耳朵中进去从嘴巴里出来，女人有胡须，蛋有羽毛，这些都是难以把握的学说，但惠施、邓析却能论证它们；然而君子并不赏识，是因为它们不合礼义的中正之道。盗跖的名字常挂在人们嘴边，名声就像太阳、月亮一样无人不知，和舜、禹等一起流传而永不磨灭；然而君子并不珍重，是因为它不合礼义的中正之道。所以说：君子对于行为，不以不正当的难能为可贵；对于学说，不以不正当的明察为宝贵；对于名声，不以不正当的流传为珍贵；只有行为、学说、名声符合了礼义才是宝贵的。《诗》云：“既要有其物，又要得其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君子容易结交却不可以戏谑，容易恐惧却不可以胁迫；害怕祸患却不会逃避愿意为了正义而牺牲；希望获得利益，但不做自己认为是错误的事；与人结交很亲密，却不结党营私；言谈雄辩，却不故意玩弄辞藻。胸怀是多么宽广啊！他是和世俗有所不同的。

　　君子无论有没有才能都是美好的，小人有没有才能都是丑恶的。君子有才能，就宽宏大量、平易正直地来启发引导别人；没有才能，就恭恭敬敬谦虚退让来小心侍奉别人。小人有才能，就骄傲自大邪僻背理地来傲视欺凌别人；没有才能，就嫉妒怨恨诽谤来倾轧搞垮别人。所以说：君子有才能，那么别人就会以向他学习为荣；没有才能，那么别人就会乐意地告诉他知识。小人有才能，那么别人会以向他学习为耻；没有才能，那么别人就不愿意告诉他什么。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君子宽宏大量，但不懈怠马虎；方正守节，但不尖刻伤人；能言善辩，但不去争吵；洞察一切，但不过于激切；卓尔不群，但不盛气凌人；坚定刚强，但不粗鲁凶暴；宽柔和顺，但不随波逐流；恭敬谨慎，但待人宽容。这可以称为最文雅最合乎礼义的了。《诗》云：“温柔谦恭的人们，是以道德为根本。”说的就是这种人了。

　　君子推崇别人的德行，赞扬别人的优点，并不是出于谄媚阿谀；公正地议论、直接地指出别人的过错，并不是出于诋毁挑剔；说自己十分美好，可以和舜、禹相比拟，和天地相并列，并不是出于浮夸欺骗；随着时势或退缩或进取，柔顺得就像香蒲和芦苇一样，并不是出于懦弱胆怯；刚强坚毅，没有什么地方不挺直，并不是出于骄傲横暴。这些都是根据道义来随机应变、知道该屈曲就屈曲该伸直就伸直的缘故啊。《诗》云：“该在左就在左，君子在左无不可；该在右就在右，君子在右也常有。”这说的是君子能根据道义来屈伸进退随机应变的事。

　　君子，与小人相反。倘若君子往大的方面用心，就会敬奉自然而遵循规律；倘若往小的方面用心，就会敬畏礼义而有所节制；倘若聪明，就会明智通达而触类旁通；倘若愚钝，就会端正诚笃而遵守法度；倘若得到任用，就会恭敬而不放纵；倘若不被任用，就会戒慎而整治自己；倘若高兴，就会平和地去治理；倘若忧愁，就会冷静地去处理；倘若显贵，就会文雅而明智；倘若贫困，就会自我约束而明察事理。小人就不是这样，倘若往大的方面用心，就会傲慢而粗暴；倘若往小的方面用心，就会邪恶而倾轧别人；倘若聪明，就会巧取豪夺而用尽心机；倘若愚钝，就会狠毒残忍而作乱；倘若得到任用，就会高兴而傲慢；倘若不被任用，就会怨恨而险恶；倘若高兴，就会轻浮而急躁；倘若忧愁，就会垂头丧气而心惊胆战；倘若显贵，就会骄横而不公正；倘若贫困，就会自暴自弃而志趣卑下。古书上说：“君子在相对的两种情况下都在进步，小人在相对的两种情况下都在堕落。”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君子治理安定的国家，而不整治混乱的国家。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符合礼义叫做有安定，违背礼义叫做混乱。所以君子治理符合礼义的国家，而不治理违背礼义的国家。这样的话，那么国家混乱了就不进行治理了吗？回答说：国家混乱而去治理它，并不是说依据原有的混乱去治理它，而是要先去除混乱再进行治理。这就如同一个人的品行有污秽需要整治，并非在污秽的基础上去整治它，而是去掉污秽换上美好的品行。因此除去混乱并不等于整治混乱，除去污秽并不等于整治污秽。治理作为一个概念，就好比是说君子只治理安定的国家而不治理混乱的国家，只做美好的事而不做污秽的事。

　　君子洁身自好，那么那些和他志同道合的人就会聚拢过来；完善自己的学说，那么那些和他观点相同的人就会前来响应。所以马叫就有马来应和它，牛叫就有牛来应和它，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懂事，而是那客观情势就是这样的。所以刚洗过澡的人总要抖一下自己的衣服，刚洗过头的人总要弹一下自己的帽子，这是人之常情啊。有谁能让自己的洁净清白蒙受别人的玷污呢？

　　君子保养身心没有比真诚更好的了，做到了真诚，那就没有其他的事情了，只需要坚守住仁德、奉行道义就行了。真心实意地坚守仁德，仁德就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仁德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就显得神明，显得神明，就能够感化他人了；真心实意地奉行道义，就会变得理智，理智了，就能明察事理，明察事理，就能改造别人了。改造感化轮流起作用，这叫做天德。上天不说话而人们都推崇它高远，大地不说话而人们都推崇它深厚，四季不说话而百姓都知道春、夏、秋、冬变换的时期：这些都是有了常规因而达到真诚的。君子有了极高的德行，虽沉默不言，人们也都明白；没有施舍，人们却亲近他；不用发怒，就很威严：这是顺从了天道因而能在独自一人时也谨慎不苟的人。君子改造感化人之道是这样的：如果不真诚，就不能慎独；不能慎独，道义就不能在日常行动中表现出来；道义不能在日常行动中表现出来，那么即使发自内心，表现在脸色上，发表在言论中，人们仍然不会顺从他；即使顺从他，也一定迟疑不决。天地要算大的了，不真诚就不能化育万物；圣人要算明智的了，不真诚就不能感化万民；父子之间要算亲密的了，不真诚就会疏远；君主要算尊贵的了，不真诚就会受到鄙视。真诚，是君子的操守，政治的根本。只要立足于真诚，同类就会聚拢来了；保持真诚，会获得同类；丢掉真诚，会失去同类。保持真诚而获得了同类，那么感化他们就容易了；感化他们容易了，那么慎独的作风就能流行了；慎独的作风流行了再紧抓不放，那么人们的真诚就养成了。人们的真诚养成了，他们的才能就会完全发挥出来，使人们永远地趋向于真诚而不回返到他们邪恶的本性上，那么人们就完全被教化了。

　　君子地位尊贵但内心仍很恭敬，心只有方寸大但志向高远；能听到、能看到的很近，而听见、看见的东西却很远。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君子掌握了一定的方法。因为那无数人的心情，和一个人的心情是一样的；天地初开时的情形，和今天是一样的；上百代帝王的统治之道，和后代帝王是一样的。君子审察了当代帝王的统治之道，从而再去考查上百代帝王之前的政治措施，就像端正身体拱着手来议论之从容不劳。推究礼义的纲领，分清是非的界限，总揽天下的要领，治理天下的百姓，与役使一个人是同一个道理。所以掌握的方法越简约，能办成的事业就越大；就像五寸长的曲尺，能够画出天下所有的方形一样。所以君子不用走出内室厅堂而天下的情况就都聚集在他这里了，这是因为掌握了一定的方法。

　　有通达事理的人，有公正无私的人，有耿直爽快的人，有拘谨老实的人，还有小人。上能尊敬君主，下能爱抚民众，事情来了能应付，事件发生了能处理，像这样就可以称为通达事理的人了。不在下面互相勾结去愚弄君主，不向上迎合君主去残害臣民，在一些事情中有了分歧争执，不因为个人的利益去陷害对方，像这样就可以称为公正无私的人了。本身的长处，君主即使不知道，也不将它瞒过君主；本身的短处，君主即使不知道，也不靠它骗取奖赏；长处短处都不加掩饰，将真实的情况主动地暴露无遗，像这样就可以称为耿直爽快的人了。说一句平常的话也一定老老实实，做一件平常的事也一定小心谨慎，不敢效法流行的习俗，也不敢干他个人特别爱好的事，像这样就可以称为拘谨老实的人了。说话经常不老实，行为经常不忠贞，只要是有利可图的地方，就没有不使他倾倒的，像这样就可以称为小人了。

　　公正就耳聪目明，偏私就昏暗愚昧；端正谨慎就通达，欺诈虚伪就闭塞；真诚老实会产生神明，大言自夸会产生糊涂。这六种相生，君子要谨慎对待，它也是禹和桀不同的地方。

　　喜爱还是厌恶、获取还是舍弃的权衡标准是：看到自己喜欢的事物，就必须前前后后考虑一下它厌恶的一面；看见有利可图的事情，就必须前前后后考虑一下它可能造成的危害；两方面权衡一下，仔细考虑一下，然后决定是喜欢还是厌恶、是获取还是舍弃。如此，就不会经常出现偏差了。大凡人们的祸患，往往都是片面性害了他们：看到自己喜欢的事物，就不考虑它可厌的一面；看见有利可图的事情，就不去反顾一下它可能造成的危害。因此行动起来就必然失足，干了就必然受辱，这是片面性害了他们而造成的祸患啊。

　　别人讨厌的，我也讨厌它。对那富贵的人一律傲视，对贫贱的人一味屈就，这并不是仁人的性情，这是奸邪的人用来在黑暗的社会里盜取名誉的做法，用心再险恶没有了。所以说：“欺世盜名的不如偷窃财物的。”田仲、史鰌还不如个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