憍泄者，人之殃也；恭俭者，偋五兵也。虽有戈矛之刺，不如恭俭之利也。故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之言，深于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无所履者，凡在言也。巨涂则让，小涂则殆，虽欲不谨，若云不使。

　　快快而亡者，怒也；察察而残者，忮也；博而穷者，訾也；清之而俞浊者，口也；豢之而俞瘠者，交也；辩而不说者，争也；直立而不见知者，胜也；廉而不见贵者，刿也；勇而不见惮者，贪也；信而不见敬者，好专刂行也。此小人之所务而君子之所不为也。

　　斗者，忘其身者也，忘其亲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顷之怒而丧终身之躯，然且为之，是忘其身也；家室立残，亲戚不免乎刑戮，然且为之，是忘其亲也；君上之所恶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为之，是忘其君也。忧忘其身，内忘其亲，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圣王之所不畜也。乳彘触虎，乳狗不远游，不忘其亲也。人也，忧忘其身，内忘其亲，上忘其君，则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

　　凡斗者，必自以为是而以人为非也。己诚是也，人诚非也，则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与小人相贼害也。忧以忘其身，内以忘其亲，上以忘其君，岂不过甚矣哉！是人也，所谓“以狐父之戈钅属牛矢”也。将以为智邪？则愚莫大焉；将以为利邪？则害莫大焉；将以为荣邪？则辱莫大焉；将以为安邪？则危莫大焉。人之有斗，何哉？我欲属之狂惑疾病邪？则不可，圣王又诛之。我欲属之鸟鼠禽兽邪？则不可，其形体又人，而好恶多同。人之有斗，何哉？我甚丑之！

　　有狗彘之勇者，有贾盗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伤，不畏众强，恈恈然唯利饮食之见，是狗彘之勇也。为事利，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恈恈然唯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

　　鲦䱁者，浮阳之鱼也，胠于沙而思水，则无逮矣。挂于患而思谨，则无益矣。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穷，怨天者无志。失之己，反之人，岂不迂乎哉！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材悫者常安利，荡悍者常危害；安利者常乐易，危害者常忧险；乐易者常寿长，忧险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体也。

　　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虑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政令法，举措时，听断公，上则能顺天子之命，下则能保百姓，是诸侯之所以取国家也。志行修，临官治，上则能顺上，下则能保其职，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孝弟原悫，軥录疾力，以敦比其事业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暖衣饱食，长生久视，以免于刑戮也。饰邪说，文奸言，为倚事，陶诞、突盗，惕、悍、憍、暴，以偷生反侧于乱世之间，是奸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虑之不深，其择之不谨，其定取舍惜僈，是其所以危也。

　　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小人也者，疾为诞而欲人之信己也，疾为诈而欲人之亲己也，禽兽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虑之难知也，行之难安也，持之难立也，成则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恶焉。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亲己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虑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则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恶焉。是故穷则不隐，通则大明，身死而名弥白。小人莫不延颈举踵而愿曰：“知虑材性，固有以贤人矣！”夫不知其与己无以异也。则君子注错之当，而小人注错之过也。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余，可以为君子之所为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仁义德行，常安之术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污僈、突盗，常危之术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

　　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恶，耳辨声音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势注错习俗之所积耳。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为尧、禹则常安荣，为桀、跖则常危辱；为尧、禹则常愉佚，为工匠、农贾则常烦劳；然而人力为此而寡为彼，何也？曰：陋也。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为，待尽而后备者也。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乱世，得乱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乱得乱也。君子非得势以临之，则无由得开内焉。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礼义？安知辞让？安知廉耻隅积？亦呥呥而噍，乡乡而饱已矣。人无师无法，则其心正其口腹也。今使人生而未尝睹刍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为睹，则以至足为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刍豢稻粱而至者，则瞲然视之曰：“此何怪也？”彼臭之而嗛于鼻，尝之而甘于口，食之而安于体，则莫不弃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以相群居，以相持养，以相藩饰，以相安固邪？以夫桀、跖之道，是其为相县也，几直夫刍豢稻粱之县糟糠尔哉！然而人力为此而寡为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仁者好告示人。告之示之，靡之儇之，鈆之重之，则夫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僩也，愚者俄且知也。是若不行，则汤、武在上曷益？桀、纣在上曷损？汤、武存，则天下从而治，桀、纣存，则天下从而乱。如是者，岂非人之情固可与如此，可与如彼也哉！

　　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今人之生也，方知畜鸡狗猪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余刀布，有囷窌，然而衣不敢有丝帛；约者有筐箧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舆马。是何也？非不欲也，几不长虑顾后，而恐无以继之故也。于是又节用御欲，收敛蓄藏以继之也。是于己长虑顾后，几不甚善矣哉！今夫偷生浅知之属，曾此而不知也，粮食大侈，不顾其后，俄则屈安穷矣，是其所以不免于冻饿，操瓢囊为沟壑中瘠者也。况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诗》《书》《礼》《乐》之分乎！彼固为天下之大虑也，将为天下生民之属长虑顾后而保万世也，其氵不长矣，其温厚矣，其功盛姚远矣，非顺孰修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故曰：短绠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几者不可与及圣人之言。夫《诗》《书》《礼》《乐》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有之而可久也，广之而可通也，虑之而可安也，反钅公察之而俞可好也。以治情则利，以为名则荣，以群则和，以独则足，乐意者其是邪？

　　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夫是之谓至平。故或禄天下而不自以为多，或监门、御旅、抱关、击柝而不自以为寡。故曰：“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夫是之谓人伦。诗曰：“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蒙。”此之谓也。

　　骄傲轻慢，是人的祸殃；恭敬谦逊，可以防止各种兵器的伤害，可见即使有戈矛的尖刺，也不如恭敬谦逊锋利。因此跟别人说善意的话，比给他穿件衣服还温暖；用尖酸刻薄的恶语伤人，就比矛戟伤害的还要深。所以广阔的土地，不能踩在它上面，不是因为地面不平稳；踮着脚也没有立足之地，都是因为说话太伤了人啊。大路拥挤，小路又危险，即使想不谨慎，又好像有什么迫使其非谨慎不可。

　　痛快一时却导致死亡的，是由于忿怒；明察一切而遭到残害的，是因为嫉妒；知识渊博而处境困厄的，是因为毁谤；希望名声清白反而越来越坏的，是因为表述不当；供养款待别人而交情越来越淡薄，是由于待人接物不当；能言善辩而不被人喜欢，是由于好争执；立身正直而不被人理解，是由于盛气凌人；方正守节而不受人尊重，是由于尖刻伤人；勇猛无比而不受人敬畏，是由于贪婪；恪守信用而不受人尊敬，是由于喜欢独断专行。这些都是小人所干的，是君子所不干的。

　　斗殴的人，忘记了自己身体，忘记了自己亲人，忘记了自己君主。发泄一时的忿怒，却失去了生命，然而还是要这样做，这便是忘记了自己的身体；家庭立刻会遭到摧残，亲戚也不免受刑被杀，然而还是去搞斗殴，这便是忘记了自己的亲人；斗殴是君主所厌恶的，是刑法所严格禁止的，然而还是去搞斗殴，这便是忘记了自己的君主。就可忧虑的事来说，是忘记了自身；从家庭内部来说，是忘记了亲人；对上来说，是忘记了君主；这种人是刑法所不能放过的，也是圣明的帝王所不容的。哺乳的母猪不去触犯老虎，喂奶的母狗不到远处游逛，这是因为它们没忘记自己的亲骨肉啊。作为一个人，就可忧虑的事来说，忘记了自身；从家庭内部来说，忘记了亲人；对上来说，忘记了君主；这种人啊，就连猪狗也不如了。

　　凡是斗殴的人，一定认为自己是对的而别人是错的。自己如果真是对的，别人如果真是错的，那么自己就是君子而别人就是小人了。这是以君子的身份跟小人互相残害，就可忧虑的事来说，是忘记了自身；从家庭内部来说，是忘记了自己的亲人；对上来说，是忘记了自己的君主；这难道不是错得太离谱了么？这种人，就是平常所说的用狐父出产的利戈来斩牛屎。要说聪明吧，其实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了；要说对他有利吧，其实没有比这更有害的了；要是把它看作光荣八，其实没有比这更耻辱的了；要是把它看作安全的话，其实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人们有斗殴的行为，到底为了什么呢？我想把这种行为归属于疯狂、惑乱等精神病吧，但又不可以，因为圣明的帝王还是要处罚这种行为的；我想把他们归到鸟鼠禽兽中去吧，但也不可以，因为他们的形体还是人，而且爱憎也大多和别人相同。人们会发生斗殴，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认为这种行为是很丑恶的。

　　有狗和猪的勇敢，有商人和盗贼的勇敢，有小人的勇敢，有士君子的勇敢。争喝抢吃，没有廉耻自信，不辨是非，不顾死伤，不怕众人的强大，眼红得只看到吃喝，这是狗和猪的勇敢。做事贪图利益，争夺财物，毫无谦让之心，行动果断大胆而振奋，心肠凶猛、贪婪而暴戾，贪婪得眼中只有财物和利益，这是商人和盗贼的勇敢。不在乎死亡而行为暴虐，是小人的勇敢。合乎道义的地方，就不屈服于权势，不顾虑个人的利益得失，把整个国家都给他他也不改变观点，重视生命但为了坚持正义而永不屈服，这是士与君子的勇敢。

　　白鲦，是喜欢浮在水面上晒太阳的鱼儿；但搁浅在沙滩上再想得到水，就来不及了。困在灾祸之中再想小心谨慎，就毫无裨益了。有自知之明的人不怪怨别人，懂得命运的人不埋怨老天；怪怨别人的人就会走投无路，埋怨老天的人是没有见识。错误在自己身上，却反而去苛责他人，这难道不是绕远了吗？光荣和耻辱的本质区别、安危和利害的通常情形是：以道义为先而以利益为后就会得到光荣，以利益为先而以道义为后就会受到耻辱；光荣的人常常显达，耻辱的人常常困窘；显达的人常常统治人，穷困的人常常被人统治：这便是光荣和耻辱的本质区别所在。有才能而又谨慎的人常常安全得利，放荡凶悍的人常常危险受害；安全得利的人常常快乐舒坦，危险受害的人常常忧愁而有危机感；快乐舒坦的人常常长寿；忧愁而有危机感的人常常夭折：这便是安危和利害的通常情形。

　　自然界造就了众人，都有取得各自生存条件的缘由。思想极其美好，德行极其宽厚，谋虑极其英明，这是天子取得天下的缘由。政令合于法度，措施合乎时宜，料理决断政事公正，上能顺从天子的命令，下能安抚百姓，这是诸侯取得国家的缘由。思想行为美好，当官善于管理，上能顺从国君，下能恪守自己的职责，这是士大夫取得田地封邑的缘由。按照法律准则、尺度量器、刑法、地图户籍来办事，即使不懂它们的旨意，也严格地遵守具体条文，小心谨慎地不敢删减或增加，父亲将它们传给儿子，用来扶助王公；所以夏、商、周三代虽然都灭亡了，但政策法制仍然保存着，这是各级官吏取得俸禄的缘由。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老实谨慎，勤劳卖力，以此来从事自己的事业，而不敢懈怠轻慢，这是平民百姓取得丰衣足食、健康长寿而免受刑罚杀戮的缘由。粉饰邪恶的学说，美化奸诈的言论，干怪诞的事，招摇撞骗、强取豪夺，放荡凶悍、骄横残暴，靠这些在混乱的社会之中苟且偷生，不安其位，这是奸邪的人自取危险、耻辱、死亡、刑罚的缘由。他们考虑问题不深入，他们选择人生道路不谨慎，他们确定自己的取舍时粗疏而漫不经心，这就是他们危亡的原因。

　　资质、本性、智慧、才能，君子、小人是一样的。喜欢光荣而厌恶耻辱，爱好利益而憎恶祸害，这是君子，小人所相同的，至于他们用来求取光荣、利益的途径就不同了。小人嘛，肆意妄言却还要别人相信自己，竭力欺诈却还要别人亲近自己，禽兽一般的行为却还要别人赞美自己。他们考虑问题难以明智，做起事来难以稳妥，坚持的一套难以成立，结果就一定不能得到他们所喜欢的光荣和利益，而必然会遭受他们所厌恶的耻辱和祸害。至于君子嘛，对别人说真话，也希望别人相信自己；对别人忠诚，也希望别人亲近自己；善良正直而处理事务合宜，也希望别人赞美自己。他们考虑问题容易明智，做起事来容易稳妥，坚持的主张容易成立，结果就一定能得到他们所喜欢的光荣和利益，一定不会遭受他们所厌恶的耻辱和祸害；所以他们穷困时名声也不会被埋没，而通达时名声就会十分显赫，死了以后名声会更加辉煌。小人无不伸长了脖子踮起了脚跟而羡慕地说：“这些人的智慧、思虑、资质、本性，肯定有超过别人的地方啊。”他们不知道君子的资质才能与自己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君子将它措置得恰当，而小人将它措置错了。所以仔细地考察一下小人的智慧才能，就能够知道它们是绰绰有余地可以做君子所做的一切的。拿它打个比方来说，越国人习惯于越国，楚国人习惯于楚国，君子习惯于华夏；这并不是智慧、才能、资质、本性造成的，这是由于对其资质才能的措置以及习俗的节制之不同所造成的啊。奉行仁义道德，是常常能得到安全的办法，然而不代表就不会发生尾箱；污秽卑鄙、强取豪夺，是常常会遭受危险的根源，但是不一定就得不到安全。君子遵循那正常的途径，而小人遵循那怪僻的途径。

　　人都有一致相同的地方：饿了就想吃食物，感到寒冷就想要暖和一些，感到累了就想休息，喜欢获得利益而讨厌受害，这是人的本性，它是无需依靠什么就会这样的，它是禹、桀都共有的；眼睛能辨别黑白美丑，耳朵能辨听音声清浊，口舌能尝出酸咸甜苦，鼻子能嗅出芳香腥臭，身体皮肤能高手到冷热痛痒，这又是人生下来就有的资质，它是不必依靠什么就会这样的，它是禹、桀所相同的。人们可以凭借这些本性和资质去做尧、禹那样的贤君，可以凭借它去做桀、跖那样的坏人，可以凭借它去做工匠，可以凭借它去做农夫、商人，这都在于各人对它的措置以及习俗的积累罢了。做尧、禹那样的人，常常安全而光荣，做桀、跖那样的人，常常危险而耻辱；做尧、禹那样的人常常愉悦而安逸，做工匠、农夫、商人常常麻烦而劳累。然而人们尽力做这种危辱烦劳的事而很少去做那种光荣悦逸的事，为什么呢？这是由于浅陋无知。像尧、禹这样的人，并不是生下来就具备了当圣贤的条件，而是从改变他原有的本性开始的，由于整治身心才成功，而整治身心的所作所为，是根除了原有的恶劣本性之后才具有的啊。人生下来的时候，本来就是小人，如果没有老师教导、没有法度约束，眼中就只会看到钱财利益。人生下来的时候原本就是小人，又因为碰上了混乱的社会、接触了昏乱的习俗，这样，就在本性上又加上了渺小卑鄙，使昏乱的资质又染上了昏乱的习俗。君子如果不能得到权势来统治他们，那就没有办法打开他们的心窍来向他们灌输好思想。现在这些人的嘴巴和肠胃，哪里懂得什么礼节道义？哪里懂得什么推辞谦让？哪里懂得什么廉洁和羞耻、局部的小道理和综合的大道理？也只是知道慢吞吞地嚼东西、香喷喷地吃个饱罢了。人没有老师教导、没有法度约束，那么他们的心灵也就完全和他们的嘴巴肠胃一样只知吃喝了。假如人生下来后从来没有看见过牛羊猪狗等肉食和稻米谷子等细粮，只见过豆叶之类的蔬菜和糟糠之类的粗食，那就会认为最满意的食物就是这些东西了；但如果一会儿显眼地有个拿着肉食和细粮的人来到跟前，他就会瞪着眼惊奇地看着它说：“这是什么怪东西呀？”他闻闻它，鼻子里闻不出什么不好的味道；尝尝它，嘴巴里甜甜的；吃了它，身体感到很舒服；那就没有谁不抛弃这豆叶糟糠之类而求取那肉食细粮了。现在是用那古代帝王的办法和仁义的纲领，来帮助人们合群居住，帮助人们得到保养，帮助人们得到服饰，帮助人们得到安全和稳定呢？还是用那桀、跖的办法？这两种办法是相悬殊的，它们难道只是那肉食细粮和糟糠的悬殊么？然而人们竭力搞桀、跖的这一套而很少去搞古代帝王的那一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浅陋无知。浅陋无知，实在是天下人的通病，是人们的大灾大难啊。所以说：讲究仁德的人喜欢把道理告诉给别人、做榜样给别人看。把道理告诉给他们，做榜样给他们看，使他们顺从，使他们明智，使他们遵循仁义之道，向他们反复重申，那么那些闭塞的人很快就会开窍，孤陋寡闻的人很快就会眼界开阔，愚蠢的人很快就会聪明了。这些事情如果不干，那么商汤、周武王这样的贤君处在上位又有什么好处？夏桀、商纣王这样的暴君处在君位又有什么损害？夏桀、商纣王这样的暴君处在君位又有什么损害？商汤、周武王在，那么天下随之而安定；夏桀、商纣王在，那么天下便跟着混乱。像这样看来，难道不是因为人们的性情原来就可以像这样、也可以像那样的么？

　　人之常情：吃东西希望是美味佳肴；穿衣服希望是绣着彩色花纹的绸缎；出行希望乘坐车马；又希望能够拥有绰绰有余的财产积蓄；然而他们一年到头、世世代代都不满足，这就是人之常情。所以现在人们活着，知道畜养鸡狗猪，又养牛羊，但是吃饭时却不敢喝酒吃肉；钱币有余，又有粮仓地窖，但是穿衣却不敢穿绸缎；节约的人拥有一箱箱的积蓄，但是出行却不敢用车马。这是因为什么呢？并不是不想要，而是他们需要作长远打算、顾及以后，怕没有什么东西来继续维持生活的缘故。于是他们又节约费用、抑制欲望、收聚财物、贮藏粮食以便继续维持以后的生活，这种为了自己的长远打算、顾及今后生活，岂不是很好的么？现在那些苟且偷生、浅陋无知之辈，竟连这种道理都不懂；他们过分地浪费粮食，不顾自己以后的生活，不久就消费得精光而陷于困境了。这就是他们不免受冻挨饿、拿着讨饭的瓢儿布袋而成为山沟中的饿死鬼的原因。他们连怎样过日子都不懂，更何况是那些古代圣王的思想原则，仁义的纲领，《诗》、《书》、《礼》、《乐》的道理呢！那些原则、纲领之类本来就是治理天下的重大规划，是要为天下所有的人民从长考虑、照顾到以后的生计从而保住子孙万代的；它的流传已很长久了，它的蕴积已根深厚了，它的丰功伟绩已很遥远了，如果不是顺从它、精通它、学习它、实行它的君子，是不能够理解它的。所以说：短绳不可以用来汲取深井中的泉水，知识不到家的人就不能和他论及圣人的言论。那《诗》、《书》、《礼》、《乐》的道理，本来就不是平庸的人所能理解的。所以说：精通了其一，就可以精通其二；掌握了它们，就可以长期运用；将它们推而广之，就可以触类旁通；经常想想它们，就可以平安无事；反复遵循它们弄清楚它们，就更喜欢它们。用它们来调理情欲，就能得到好处；用它们来成就名声，就会荣耀；用它们来和众人相处，就能和睦融洽；用它们来独善其身，那就能心情快乐；想来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贵为天子，富甲天下，这是人心所共同追求的；但如果顺从人们的欲望，那么从权势上来说是不能容许的，从物质上来说是不能满足的。所以古代圣明的君王给人们制定了礼义来区别高下，使他们尊卑有别，有年长与年幼的差别，有聪慧与愚蠢、贤能与无能的分别，使他们每人都承担自己的工作而各得其所，然后使俸禄的多少厚薄与他们的地位和工作相称，这就是使人们群居在一起而能协调一致的办法啊。所以仁人处在君位上，那么农民就把所有精力花在耕种上，商人就把自己的精明全都用在理财经商上，各种工匠就把自己的技巧全都用在制造器械上，士大夫以上直到公爵、侯爵没有不将自己的仁慈宽厚聪明才能都用在履行公职上，这种情况叫做大治。所以有的人富有天下，也不认为自己拥有的多；有的人看管城门、招待旅客、守卫关卡、巡逻打更，也不认为自己所得的少。所以说：“有了参差才能达到整齐，有了枉曲才能归于顺，有了不同才能统于一。”这就叫做人的伦常关系。《诗》云：“接受小法与大法，庇护各国安天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