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阳人也。祖燮,汉汉阳太守。父干,魏扶风太守。玄少 孤贫,博学善属文,解钟律。性刚劲亮直,不能容人之短。郡上计吏再举孝廉,太 尉辟,皆不就。州举秀才,除郎中,与东海缪施俱以时誉选入著作,撰集魏书。后 参安东、卫军军事,转温令,再迁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所居称职,数上书陈便 宜,多所匡正。五等建,封鹑觚男。武帝为晋王,以玄为散骑常侍。及受禅,进爵 为子,加附马都尉。
帝初即位,广纳直言,开不讳之路,玄及散骑常侍皇甫陶共掌谏职。玄上疏曰: “臣闻先王之临天下也,明其大教,长其义节。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上下相 奉,人怀义心。亡秦荡灭先王之制,以法术相御,而义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术, 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 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陛下圣德,龙兴受禅,弘尧、舜之 化,开正直之路,体夏禹之至俭,综殷周之典文,臣咏叹而已,将又奚言!惟未举 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以惩不恪,臣是以犹敢有言。”诏报曰: “举清远有礼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乃使玄草诏进之。玄复上疏曰:
臣闻舜举五臣,无为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群司猥多,不可不审得其人也。 不得其人,一日则损不赀,况积日乎!典谟曰“无旷庶官”,言职之不可久废也。 诸有疾病满百日不差,宜令去职,优其礼秩而宠存之,既差而后更用。臣不废职于 朝,国无旷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
臣闻先王分士农工商以经国制事,各一其业而殊其务。自士已上子弟,为之立 太学以教之,选明师以训之,各随其才优劣而授用之。农以丰其食,工以足其器, 商贾以通其货。故虽天下之大,兆庶之众,无有一人游手。分数之法,周备如此。 汉、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经艺而务交游,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禄;农工之业多 废,或逐淫利而离其事;徒系名于太学,然不闻先王之风。今圣明之政资始,而汉、 魏之失未改,散官众而学校未设,游手多而亲农者少,工器不尽其宜。臣以为亟定 其制,通计天下若干人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为农,三年足有一年之储; 若干人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为商贾,足以通货而已。尊儒尚学,贵农贱商,此 皆事业之要务也。
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赐拜散官皆课使亲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 流后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藉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于有莘;晏婴齐 之大夫,避庄公之难,亦耕于海滨。昔者圣帝明王,贤佐俊士,皆尝从事于农矣。 王人赐官,冗散无事者,不督使学,则当使耕,无缘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 官既众,而拜赐不在职者又多,加以服役为兵,不得耕稼,当农者之半,南面食禄 者参倍于前。使冗散之官农,而收其租税,家得其实,而天下之谷可以无乏矣。夫 家足食,为子则孝,为父则慈,为兄则友,为弟则悌。天下足食,则仁义之教可不 令而行也。为政之要,计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农工商之分不可斯须废也。若 未能精其防制,计天下文武之官足为副贰者使学,其余皆归之于农。若百工商贾有 长者,亦皆归之于农。务农若此,何有不赡乎!《虞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 陟幽明。”是为九年之后乃有迁叙也。故居官久,则念立慎终之化,居不见久,则 竞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浅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义合古制。
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犹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 为急,臣惧日有陵迟而不觉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则尊其道 者,非惟尊其书而已,尊其人之谓也。贵其业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选者,不 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学校之纲举矣。
书奏,帝下诏曰:“二常侍恳恳于所论,可谓乃心欲佐益时事者也。而主者率 以常制裁之,岂得不使发愤耶!二常侍所论,或举其大较而未备其条目,亦可便令 作之,然后主者八坐广共研精。凡关言于人主,人臣之所至难。而人主若不能虚心 听纳,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结舌。每念于此,未尝不叹息也。故前诏 敢有直言,勿有所距,庶几得以发懞补过,获保高位。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虽 文辞有谬误,言语有失得,皆当旷然恕之。古人犹不拒诽谤,况皆善意在可采录乎! 近者孔晁、綦毋皆案以轻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区区之朝无讳言之忌也。” 俄迁侍中。
初,玄进皇甫陶,及入而抵,玄以事与陶争,言喧哗,为有司所奏,二人竟坐 免官。泰始四年,以为御史中丞。时颇有水旱之灾,玄复上疏曰:
臣闻圣帝明王受命,天时未必无灾,是以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惟能 济之以人事耳。故洪水滔天而免沈溺,野无生草而不困匮。伏惟陛下圣德钦明,时 小水旱,人未大饥,下祗畏之诏,求极意之言,同禹、汤之罪己,侔周文之夕惕。 臣伏欢喜,上便宜五事:
其一曰,耕夫务多种而耕不熟,徒丧功力而无收。又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 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来久,众心安之。今一朝减持官牛者, 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欢 乐。臣愚以为宜佃兵持官牛者与四分,持私牛与官中分,则天下兵作欢然悦乐,爱 惜成谷,无有损弃之忧。
其二曰,以二千石虽奉务农之诏,犹不勤心以尽地利。昔汉氏以垦田不实,征 杀二千石以十数。臣愚以为宜申汉氏旧典,以警戒天下郡县,皆以死刑督之。
其三曰,以魏初未留意于水事,先帝统百揆,分河堤为四部,并本凡五谒者, 以水功至大,与农事并兴,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谒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诸水,无时 得遍。伏见河堤谒者车谊不知水势,转为他职,更选知水者代之。可分为五部,使 各精其方宜。
其四曰,古以步百为亩,今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所觉过倍。近魏初课田,不 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自顷以来,日增 田顷亩之课,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亩数斛已还,或不足以偿种。非与曩时 异天地,横遇灾害也,其病正在于务多顷亩而功不修耳。窃见河堤谒者石恢甚精练 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书召恢,委曲问其得失,必有所补益。
其五曰,臣以为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本邓艾苟欲取一时之利,不 虑后患,使鲜卑数万散居人间,此必为害之势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于西方, 今烈往,诸胡虽已无恶,必且消弭,然兽心难保,不必其可久安也。若后有动衅, 烈计能制之。惟恐胡虏适困于讨击,便能东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为降,可动复 动。此二郡非烈所制,则恶胡东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复为患,无以禁之也。宜更 置一郡于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乐徙民,重其复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渐以实 边。详议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属秦州,令烈得专御边之宜。
诏曰:“得所陈便宜,言农事得失及水官兴废,又安边御胡政事宽猛之宜,申 省周备,一二具之,此诚为国大本,当今急务也。如所论皆善,深知乃心,广思诸 宜,动静以闻也。”
五年,迁太仆。时比年不登,羌胡扰边,诏公卿会议。玄应对所问,陈事切直, 虽不尽施行,而常见优容。转司隶校尉。
献皇后崩于弘训宫,设丧位。旧制,司隶于端门外坐,在诸卿上,绝席。其入 殿,按本品秩在诸卿下,以次坐,不绝席。而谒者以弘训宫为殿内,制玄位在卿下。 玄恚怒,厉声色而责谒者。谒者妄称尚书所处,玄对百僚而骂尚书以下。御史中丞 庾纯奏玄不敬,玄又自表不以实,坐免官。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 或值日暮,捧白简,整簪带,竦踊不寐,坐而待旦。于是贵游慑伏,台阁生风。寻 卒于家,时年六十二,谥曰刚。
玄少时避难于河内,专心诵学,后虽显贵,而著述不废。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 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为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录, 合百四十首,数十万言,并文集百余卷行于世。玄初作内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沈。 沈与玄书曰:“省足下所著书,言富理济,经纶政体,存重儒教,足以塞杨、墨之 流遁,齐孙、孟于往代。每开卷,未尝不叹息也。‘不见贾生,自以过之,乃今不 及’,信矣!”
其后追封清泉侯。子咸嗣。
咸字长虞,刚简有大节。风格峻整,识性明悟,疾恶如仇,推贤乐善,常慕季 文子、仲山甫之志。好属文论,虽绮丽不足,而言成规鉴。颍川庾纯常叹曰:“长 虞之文近乎诗人之作矣!”
咸宁初,袭父爵,拜太子洗马,累迁尚书右丞。出为冀州刺史,继母杜氏不肯 随咸之官,自表解职。三旬之间,迁司徒左长史。时帝留心政事,诏访朝臣政之损 益。咸上言曰:“陛下处至尊之位,而修布衣之事,亲览万机,劳心日昃。在昔帝 王,躬自菲薄,以利天下,未有逾陛下也。然泰始开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 军国未丰,百姓不赡,一岁不登便有菜色者,诚由官众事殷,复除猥滥,蚕食者多 而亲农者少也。臣以顽疏,谬忝近职,每见圣诏以百姓饥馑为虑,无能云补,伏用 惭恧,敢不自竭,以对天问。旧都督有四,今并监军,乃盈于十。夏禹敷土,分为 九州,今之刺史,几向一倍。户口比汉十分之一,而置郡县更多。空校牙门,无益 宿卫,而虚立军府,动有百数。五等诸侯,复坐置官属。诸所宠给,皆生于百姓。 一夫不农,有受其饥,今之不农,不可胜计。纵使五稼普收,仅足相接;暂有灾患, 便不继赡。以为当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静事息役,上下用心,惟农是务也。”
咸在位多所执正。豫州大中正夏侯骏上言,鲁国小中正、司空司马孔毓,四移 病所,不能接宾,求以尚书郎曹馥代毓,旬日复上毓为中正。司徒三却,骏故据正。 咸以骏与夺惟意,乃奏免骏大中正。司徒魏舒,骏之姻属,屡却不署,咸据正甚苦。 舒终不从,咸遂独上。舒奏咸激讪不直,诏转咸为车骑司马。
咸以世俗奢侈,又上书曰:“臣以为谷帛难生,而用之不节,无缘不匮。故先 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窃谓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古者尧有茅茨,今 之百姓竞丰其屋。古者臣无玉食,今之贾竖皆厌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饰,今之婢 妾被服绫罗。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贱隶乘轻驱肥。古者人稠地狭而有储蓄,由 于节也;今者土广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欲时之俭,当诘其奢;奢不见诘,转 相高尚。昔毛玠为吏部尚书,时无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叹曰:‘孤之法不如毛尚 书。’令使诸部用心,各如毛玠,风俗之移,在不难矣。”又议移县狱于郡及二社 应立,朝廷从之。迁尚书左丞。
惠帝即位,杨骏辅政。咸言于骏曰:“事与世变,礼随时宜,谅暗之不行尚矣。 由世道弥薄,权不可假,故虽斩焉在疚,而躬览万机也。逮至汉文,以天下体大, 服重难久,遂制既葬而除。世祖武皇帝虽大孝蒸蒸,亦从时释服,制心丧三年,至 于万机之事,则有不遑。今圣上欲委政于公,谅暗自居,此虽谦让之心,而天下未 以为善。天下未以为善者,以亿兆颙颙,戴仰宸极,听于冢宰,惧天光有蔽。人心 既已若此,而明公处之固未为易也。窃谓山陵之事既毕,明公当思隆替之宜。周公 圣人,犹不免谤。以此推之,周公之任既未易而处,况圣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 意忘言,言未易尽。苟明公有以察其悾款,言岂在多。”时司隶荀恺从兄丧,自表 赴哀,诏听之而未下,恺乃造骏。咸因奏曰:“死丧之戚,兄弟孔怀。同堂亡陨, 方在信宿,圣恩矜悯,听使临丧。诏未下而便以行造,急谄媚之敬,无友于之情。 宜加显贬,以隆风教。”帝以骏管朝政,有诏不问,骏甚惮之。咸复与骏笺讽切之, 骏意稍折,渐以不平。由是欲出为京兆、弘农太守,骏甥李斌说骏,不宜斥出正人, 乃止。骏弟济素与咸善,与咸书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广也。天下大器, 非可稍了,而相观每事欲了。生子痴,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痴,复为 快耳!左丞总司天台,维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尽性而处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 想虑破头,故具有白。”咸答曰:“卫公云酒色之杀人,此甚于作直。坐酒色死, 人不为悔。逆畏以直致祸,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祸者, 当自矫枉过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厉为声,故致忿耳。安有空空为忠益,而当见疾 乎!”居无何,骏诛。咸转为太子中庶子,迁御史中丞。
时太宰、汝南王亮辅政,咸致书曰:“咸以为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 周之事。圣人且犹不免疑,况臣既不圣,王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 谅暗,听于冢宰,而杨骏无状,便作伊、周,自为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既 不可胜,亦是殿下所见。骏之见讨,发自天聪,孟观、李肇与知密旨耳。至于论功, 当归美于上。观等已数千户县侯,圣上以骏死莫不欣悦,故论功宁厚,以叙其欢心。 此群下所宜以实裁量,而遂扇动,东安封王,孟、李郡公,余侯伯子男,既妄有加, 复又三等超迁。此之熏赫,震动天地,自古以来,封赏未有若此者也。无功而厚赏, 莫不乐国有祸,祸起当复有大功也。人而乐祸,其可极乎!作此者,皆由东安公。 谓殿下至止,当有以正之。正之以道,众亦何所怒乎!众之所怒,在于不平耳。而 今皆更倍论,莫不失望。咸之愚冗,不惟失望而已,窃以为忧。又讨骏之时,殿下 在外,实所不综。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论功。论功之事,实未易可处,莫若坐观得 失,有居正之事宜也。”
咸复以亮辅政专权,又谏曰:“杨骏有震主之威,委任亲戚,此天下所以喧哗。 今之处重,宜反此失。谓宜静默颐神,有大得失,乃维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 比四造诣,及经过尊门,冠盖车马,填塞街衢,此之翕习,既宜弭息。又夏侯长容 奉使为先帝请命,祈祷无感,先帝崩背,宜自咎责,而自求请命之劳,而公以为少 府。私窃之论,云长容则公之姻,故至于此。一犬吠形,群犬吠声,惧于群吠,遂 至叵听也。咸之为人,不能面从而有后言。尝触杨骏,几为身祸;况于殿下,而当 有惜!往从驾,殿下见语:‘卿不识韩非逆鳞之言耶,而欻摩天子逆鳞!’自知所 陈,诚触猛兽之须耳。所以敢言,庶殿下当识其不胜区区。前摩天子逆鳞,欲以尽 忠;今触猛兽之须,非欲为恶,必将以此见恕。”亮不纳。长容者,夏侯骏也。
会丙寅,诏群僚举郡县之职以补内官。咸复上书曰:“臣咸以为夫兴化之要, 在于官人。才非一流,职有不同。譬诸林木,洪纤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扬逮于仄 陋,畴咨无拘内外。内外之任,出处随宜,中间选用,惟内是隆。外举既穨,复多 节目,竞内薄外,遂成风俗。此弊诚宜亟革之,当内外通塞无所偏耳。既使通塞无 偏,若选用不平,有以深责,责之苟深,无忧不平也。且胶柱不可以调瑟,况乎官 人而可以限乎!伏思所限者,以防选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当随事而制,无须限 法。法之有限,其于致远,无乃泥乎!或谓不制其法,以何为贵?臣闻刑惩小人, 义责君子,君子之责,在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之众职各得其 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任之 惧,甚于限法。是法之失,非己之尤,尤不在己,责之无惧,所谓‘齐之以刑,人 免而无耻’者也。苟委任之,一则虑罪之及,二则惧致怨谤。己快则朝野称咏,不 善则众恶见归,此之战战,孰与倚限法以苟免乎!”
咸再为本郡中正,遭继母忧去官。顷之,起以议郎,长兼司隶校尉。咸前后固 辞,不听,敕使者就拜,咸复送还印绶。公车不通,催使摄职。咸以身无兄弟,丧 祭无主,重自陈乞,乃使于官舍设灵坐。咸又上表曰:“臣既驽弱,不胜重任。加 在哀疚,假息日阕,陛下过意,授非所堪。披露丹款,归穷上闻,谬诏既往,终然 无改。臣虽不能灭身以全礼教,义无靦然,虚忝隆宠。前受严诏,视事之日,私心 自誓,陨越为报。以货赂流行,所宜深绝,切敕都官,以此为先。而经弥日月,未 有所得。斯由陛下有以奖厉,虑于愚戆,将必死系,故自掩检以避其锋耳。在职有 日,既无赫然之举,又不应弦垂翅,人谁复惮?故光禄大夫刘毅为司隶,声震内外, 远近清肃。非徒毅有王臣匪躬之节,亦由所奏见从,威风得伸也。”诏曰:“但当 思必应绳中理,威风日伸,何独刘毅!”
时朝廷宽弛,豪右放恣,交私请托,朝野溷淆。咸奏免河南尹澹、左将军倩、 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肃然,贵戚慑伏。咸以“圣人久于其道,天下化 成。是以唐、虞三载考绩,九年黜陟。其在《周礼》,三年大比。孔子亦云,‘三 年有成’。而中间以来,长吏到官,未几便迁,百姓困于无定,吏卒疲于送迎”。 时仆射王戎兼吏部,咸奏:“戎备位台辅,兼掌选举,不能谧静风俗,以凝庶绩, 至令人心倾动,开张浮竞。中郎李重、李义不相匡正。请免戎等官。”诏曰:“政 道之本,诚宜久于其职,咸奏是也。戎职在论道,吾所崇委,其解禁止。”御史中 丞解结以咸劾戎为违典制,越局侵官,干非其分,奏免咸官。诏亦不许。
咸上事以为“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马内,有违法宪 者皆弹纠之。虽在行马外,而监司不纠,亦得奏之。如令之文,行马之内有违法宪, 谓禁防之事耳。宫内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专施中丞。今道路桥梁不修,斗讼屠 沽不绝,如此之比,中丞推责州坐,即今所谓行马内语施于禁防。既云中丞督司百 僚矣,何复说行马之内乎!既云百僚,而不得复说行马之内者,内外众官谓之百僚, 则通内外矣。司隶所以不复说行马内外者,禁防之事已于中丞说之故也。中丞、司 隶俱纠皇太子以下,则共对司内外矣,不为中丞专司内百僚,司隶专司外百僚。自 有中丞、司隶以来,更互奏内外众官,惟所纠得无内外之限也。而结一旦横挫臣, 臣前所以不罗缕者,冀因结奏得从私愿也。今既所愿不从,而敕云但为过耳,非所 不及也,以此见原。臣忝司直之任,宜当正己率人,若其有过,不敢受原,是以申 陈其愚。司隶与中丞俱共纠皇太子以下,则从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也。得纠皇太子 而不得纠尚书,臣之暗塞既所未譬。皇太子为在行马之内邪,皇太子在行马之内而 得纠之,尚书在行马之内而不得纠,无有此理。此理灼然,而结以此挫臣。臣可无 恨耳,其于观听,无乃有怪邪!臣识石公前在殿上脱衣,为司隶荀恺所奏,先帝不 以为非,于时莫谓侵官;今臣裁纠尚书,而当有罪乎?”咸累自上称引故事,条理 灼然,朝廷无以易之。
吴郡顾荣常与亲故书曰:“傅长虞为司隶,劲直忠果,劾按惊人。虽非周才, 偏亮可贵也。”元康四年卒官,时年五十六,诏赠司隶校尉,朝服一具、衣一袭、 钱二十万,谥曰贞。有三子:敷、晞、纂。长子敷嗣。
敷字颖根,清静有道,素解属文。除太子舍人,转尚书郎、太傅参军,皆不起。 永嘉之乱,避地会稽,元帝引为镇东从事中郎。素有赢疾,频见敦喻,辞不获免, 舆病到职。数月卒,时年四十六。晞亦有才思,为上虞令,甚有政绩,卒于司徒西 曹属。
祗字子庄。父嘏,魏太常。祗性至孝,早知名,以才识明练称。武帝始建东宫, 起家太子舍人,累迁散骑黄门郎,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母忧去职。及葬母, 诏给太常五等吉凶导从。其后诸卿夫人葬给导从,自此始也。服终,为荥阳太守。 自魏黄初大水之后,河济泛溢,邓艾尝著《济河论》,开石门而通之,至是复浸坏。 祗乃造沈莱堰,至今兗、豫无水患,百姓为立碑颂焉。寻表兼廷尉,迁常侍、左军 将军。
及帝崩,梓宫在殡,而太傅杨骏辅政,欲悦众心,议普进封爵。祗与骏书曰: “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论功者也。”骏不从。入为侍中。时将诛骏,而骏不之知。 祗侍骏坐,而云龙门闭,内外不通。祗请与尚书武茂听国家消息,揖而下阶。茂犹 坐,祗顾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内外隔绝,不知国家所在,何得安坐!”茂乃惊 起。骏既伏诛,裴楷息瓚,骏之婿也,为乱兵所害。尚书左仆射荀恺与楷不平,因 奏楷是骏亲,收付廷尉。祗证楷无罪,有诏赦之。时又收骏官属,祗复启曰:“昔 鲁芝为曹爽司马,斩关出赴爽,宣帝义之,尚迁青州刺史。骏之僚佐不可加罚。” 诏又赦之。祗多所维正皆如此。
除河南尹,未拜,迁司隶校尉。以讨杨骏勋,当封郡公八千户,固让,减半, 降封灵川县公,千八百户,余二千二百户封少子暢为武乡亭侯。又以本封赐兄子隽 为东明亭侯。
楚王玮之矫诏也,祗以闻奏稽留,免官。期年,迁光禄勋,复以公事免。氐人 齐万年举兵反,以祗为行安西军司,加常侍,率安西将军夏侯骏讨平之。迁卫尉, 以风疾逊位,就拜常侍,食卿禄秩,赐钱及床帐等。寻加光禄大夫,门施行马。及 赵王伦辅政,以为中书监,常侍如故,以镇众心。祗辞之以疾,伦遣御史舆祗就职。 王戎、陈准等相与言曰:“傅公在事,吾属无忧矣。”其为物所倚信如此。
伦篡,又为右光禄、开府,加侍中。惠帝还宫,祗以经受伪职请退,不许。初, 伦之篡也,孙秀与义阳王威等十余人预撰仪式禅文。及伦败,齐王冏收侍中刘逵、 常侍驺捷、杜育、黄门郎陆机、右丞周导、王尊等付廷尉。以禅文出中书,复议处 祗罪,会赦得原。后以禅文草本非祗所撰,于是诏复光禄大夫。子宣,尚弘农公主。
寻迁太子少傅,上章逊位还第。及成都王颖为太傅,复以祗为少傅,加侍中。 怀帝即位,迁光禄大夫、侍中,未拜,加右仆射、中书监。时太傅东海王越辅政, 祗既居端右,每宣君臣谦光之道,由此上下雍穆。祗明达国体,朝廷制度多所经综。 历左光禄、开府,行太子太傅,侍中如故。疾笃逊位,不许。迁司徒,以足疾,诏 版舆上殿,不拜。
大将军苟晞表请迁都,使祗出诣河阴,修理舟楫,为水行之备。及洛阳陷没, 遂共建行台,推祗为盟主,以司徒、持节、大都督诸军事传檄四方。遣子宣将公主 与尚书令和郁赴告方伯征义兵,祗自屯盟津小城,宣弟暢行河阴令,以待宣。祗以 暴疾薨,时年六十九。祗自以义诚不终,力疾手笔敕厉其二子宣、暢,辞旨深切, 览者莫不感激慷慨。祗著文章驳论十余万言。
宣字世弘。年六岁丧继母,哭泣如成人,中表异之。及长,好学,赵王伦以为 相国掾、尚书郎、太子中舍人,迁司徒西曹掾。去职,累迁为秘书丞、骠骑从事中 郎。惠帝至自长安,以宣为左丞,不就,迁黄门郎。怀帝即位,转吏部郎,又为御 史中丞。卒年四十九,无子,以暢子冲为嗣。
暢字世道。年五岁,父友见而戏之,解暢衣,取其金环与侍者,暢不之惜,以 此赏之。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选入侍讲东宫,为秘书丞。寻没于石勒,勒以为 大将军右司马。谙识朝仪,恆居机密,勒甚重之。作《晋诸公叙赞》二十二卷,又 为《公卿故事》九卷。咸和五年卒。子咏,过江为交州刺史、太子右率。
史臣曰:武帝览观四方,平章百姓,永言启沃,任切争臣。傅玄体强直之姿, 怀匪躬之操,抗辞正色,补阙弼违,谔谔当朝,不忝其职者矣。及乎位居三独,弹 击是司,遂能使台阁生风,贵戚敛手。虽前代鲍、葛,何以加之!然而惟此褊心, 乏弘雅之度,骤闻竞爽,为物议所讥,惜哉!古人取戒于韦弦,良有以也。长虞风 格凝峻,弗坠家声。及其纳谏汝南,献书临晋,居谅直之地,有先见之明矣。傅祗 名父之子,早树风猷,崎岖危乱之朝,匡救君臣之际,卒能保全禄位,可谓有道存 焉。
赞曰:鹑觚贞谅,实惟朝望。志厉强直,性乖夷旷。长虞刚简,无亏风尚。子 庄才识,爰膺衮职。忠绩未申,泉途遽逼。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祖父傅燮,是汉代的汉陽太守。父亲傅干,是魏国的扶风太守。傅玄少时孤苦贫寒,博学,很会写文章,懂得乐律。性格刚强正直,不能容忍别人的短处。郡里任为计吏,两次推举为孝廉,太尉征召,都不就任。参加州考中了秀才,任郎中,与东海缪施都因当时的美名而被选为著作郎,撰集魏书。后来参知安东、卫军军事。转任温县县令,又升迁为弘农太守。掌管典农校尉之职。居官称职,多次上书陈奏,辅正很多。五等制建立后,封为鹑觚男爵。武帝司马炎当晋王时,曾委任他为散骑常侍。等到武帝受禅继位,晋级为子爵,加官驸马都尉。
武帝刚即位,广泛采纳直言,开通不忌讳的言路,傅玄跟散骑常侍皇甫陶共同掌管谏官之职。傅玄上疏说:“我听说先王君临天下,申明弘大教化,增加礼义风节;教化在朝廷兴盛,公议就在下面流行,上下共同奉行,人人怀有仁义之心。灭亡了的秦朝荡灭先王典制,用苛法统治,仁义之心就衰亡了。近代魏武帝曹操喜欢法术,于是天下看重刑名;魏文帝曹丕仰慕通晓事理,于是天下轻视守节。从此以后朝纲不能统理,因而空虚无用放诞不羁的议论充斥朝野,致使天下不再有公正的议论,亡秦的弊病又在今天复发。陛下的道德至高无上,王朝兴起,承继帝位,弘扬尧舜的教化,广开正言直谏的道路,体验夏禹的节约俭朴,综合商周的典章杂文,我只有感叹而已,还打算说什么呢!只是没有推荐志操高远彬彬有礼的臣子,来敦厚风节;没有罢黜虚伪卑鄙的小人,以惩戒不恭敬的臣子,我因此还敢有话说。”诏书答复说:“推荐志操高远有礼义之臣,这是当今尤其重要的事。”于是让傅玄草拟诏书献上。傅玄又上疏说:
我听说舜举荐五臣,无为而治,这是因为用人得到了要领。因为天下各种官职杂乱,不可不审察得到合适的人。不得到合适的人,一天就浪费不少资财,何况累积时日呢?《尚书·皋陶谟》上说:“不要空置百官”,是说职位不能长久废弃。那些病了一百天还不痊愈的人,应当让他离职,给他优厚的礼遇俸秩供奉他,病愈之后再用。臣下在朝不会废弃职位,国家,没有闲官的拖累,这是王政的当务之急。
我听说前代帝王按士农工商分工来治理国事,各有一业而事情不同。士人以上的子弟,为他们建立太学教育他们,选择圣明的老师教导他们,按他们各自的才能优劣授职任用。农业要使粮食丰收,工业要使器具充足,商贾要使货物流通。所以天下很大,百姓很多,没有一个人会空着手。分工的办法是如此的周密完备。而汉代魏代没有固定的分工,百官的子弟不学习五经六艺而从事交游,还不懂得做事就坐享朝廷俸禄;农业工业多有废弃,有的追逐暴利而离开他的正事;白白在太学挂名,却没听到过先王的教化。现在圣明的政治开始,可汉朝魏朝的失误没有改变,散官多而没设学校,不务正业的人多而从事农业的人少,工业制作的器物不尽合适用。我认为赶快制定制度,统一规划天下若干人为士人,使他们足以充当各种官吏;若干人是农民,使他们劳动三年足有一年的储备粮;若干人当工人,使得各种器具充足;若干人经商,足以使货物流通而已。尊崇儒道崇尚学术,以农业为贵,以商业为贱,这都是国家事务中的重要事务。
先前皇甫陶上奏,要求任命散官的事都经过考核,让他们亲自耕种,让天下享受粮食充足的好处。夏禹后稷,亲自务农,福祚流传后世,因此《礼记》中的《明堂》《月令》篇记载了天子籍田的制度。伊尹是古代的名臣,在有莘耕作;晏婴是齐国的大夫,躲避齐庄公的灾祸,也到海滨耕种。从前的圣明帝王,贤能俊杰之士,都曾经从事过农业生产。天子授人官职,对那些多余闲散没有事做的官员,不督促他们学习,就应当让他们耕作,没有理由放纵他们坐吃百姓的粮食。现在文武百官已经很多,而拜官不在其职的还多,加上服役当兵,不能种庄稼,又是农民的一半,这样面朝南坐食俸禄的人是前朝的三倍。让闲散多余的官员务农,收纳他们的租税,私人也得到实利,而天下的粮食就可以不缺乏了。家家的粮食充足,当儿子的就孝顺,做父亲的就慈爱,当兄长的就友爱,当弟弟的就孝悌。天下丰衣足食,那么仁义教化不用命令就已实行。为政的关键,按照总人数来设置官员,分工到人授以职事,士农工商的分工是时刻都不能废弃的。如果不能精确制定相应的制度,就应考核天下的文武官员,能为长官辅佐的人让他们学习,其余的都让他们务农。至于百工商贾中有多余的人,也都让他们从事农业。像这样务农,有什么不充足呢?《尚书·舜典》中说:“三年考核一次政绩,三次考核后罢黜低劣升迁优异的人。”可见九年之后才有升迁的次第。所以居官时间久,才会想到建立良好的教化;居官时间短,就会争着干一些有政绩的事。六年期限,时间不长,贬黜或升迁都不够周密。皇甫陶所上奏之事,合乎古代礼制。
儒家学术,是王政的首事。遵从儒道,看重儒业,重视儒士选拔,尚且还担心教化不能推崇;现在竟然又不以儒学为当务之急,我怕一天天衰落却还没察觉。孔子说过:“人能弘扬道,不是道弘扬人。”如此说来,那么尊重儒道的人,不只是尊重儒家的书而已,而要尊重儒家的人。所谓看重儒业,是不胡乱教育那些不合儒道的人;所谓重视儒士选拔,是不要胡乱任用不从儒道的人。像这样,学校教育大纲就确立了。
书上奏后,皇帝下诏说:“两位常侍所论很诚恳,可以说你们是想补益时事。可是主管的人大抵以常制来裁决,怎能不使你们抒发愤懑呢?两位常侍所论,有的列举了大纲而条目不详备,也可让他们裁制,然后让五曹尚书、二仆射、宗令等八座官员共同研究以求缜密。大凡关系到人君的言论,是臣子最难办的。而国君如果不能虚心采纳,就只会使自古以来的忠心之臣和直谏之人万分感慨,以至于闭口不语。每每想到这些,没有不叹息的。所以上次诏书要求臣下敢于直言,不要有所中止,差不多可以启发昏昧补正过失,永保帝位。如果言论有些可取,心情合乎忠诚,即使文辞有错误,言语有得失,都应当宽宥饶恕。古人尚且不拒绝别人背后议论批评,何况都是值得采纳的意思呢?近来孔..、綦毋騄都判为轻慢之罪,我之所以都宽恕了他们,正是要使天下人知道我大晋朝不必忌讳言论。”不久将傅玄升迁为侍中。
当初,傅玄推荐皇甫陶,等到入朝后两人就有抵触,傅玄因政事与皇甫陶争执,争吵声喧哗,被有司陈奏,两人都获罪免官。
泰始四年(268),任命为御史中丞。当时多有水涝旱灾,傅玄又上疏说:
我听说圣明帝王承继天命,天时不一定没有灾害,因此尧有九年水灾,商汤有七年旱灾,只不过能用人事赈济它罢了。所以洪水滔天都能避免淹没,地不长草却不困乏。我想陛下您道德操行圣明,现时小小的水旱灾害,百姓没有大的饥荒,下发敬天命的诏书,寻求符合天意的言论,像夏禹商汤一样严格要求自己,同周文王一样谨慎小心,不敢怠慢。我很高兴,上疏陈述应该做的五件事:
第一件事是:现在耕种的人务求多种却因干旱不能成熟,白白浪费劳力没有收成。另外从前士兵用官府的牛,官府得收成的十分之六,士兵得十分之四,用私人的牛,与官府平分,施行已久,众心安定。现在一旦减少用官府牛的分成比例,官府得十分之八,士卒得十分之二;用私牛以及没有牛的,官府得十分之七,士兵得十分之三,人人失其所得,一定都不高兴。我以为雇佣士兵用官府的牛给他十分之四,用私人的牛与官府平分,那么天下士兵都欢欣鼓舞,爱惜粮食,就没有损农弃业的忧患了。
第二件事是:由于二千石俸禄的官吏虽然承奉致力农业的诏书,但还是不尽心尽责以获地利。从前汉代因开垦农田不务实,验证后诛杀二千石俸禄的官吏用十计算。我认为应该重申汉代的旧典,以警戒天下郡县,都用死刑督促他们。
第三件事是:魏代以来,没有留意兴修水利,先帝统领百官,把执掌河堤的分为四部,连同本部共有五位河堤谒者,因为水利事关重大,跟农事一并兴起不是一个人所能考虑周全的。现在河堤谒者只有一个人,管理天下各地水利,无法考虑周全。我看河堤谒者车谊也不懂水利形势,可转任别的职务,再选了解水利的人代替他。可以分为五部,使他们各自精通分掌的职事。
第四件事是:古代以一百方步为一亩,现在以二百四十方步为一亩,所差超过一倍。近代魏朝开始抽田税,不求多收田亩,但求休整劳力,所以白田收到十多斛,水田收几十斛。近来,一天天增加田亩的赋税,而种田的士兵更厉害,劳力不能休整,甚至一亩几斛以上,有的还不够偿还成本。并不是跟从前的天地不同,横遭灾祸,其弊病正是由于务求田亩增多而不休整劳力。我私下看到河堤谒者石恢很精于水利和农田,知道利弊,请求中书召见石恢,仔细寻问农业水利的得失,一定会有所补益。
第五件事是:我认为胡夷之族是人面兽心,不与华夏相同,鲜卑族最厉害。当初邓艾只想取得一时利益,没有考虑到后患,使鲜卑族几万人散居在民间,这必然会有灾祸。秦州刺史胡烈一向对西方有恩,现在胡烈前往,各种胡人虽然已没有作乱,必将消除,但兽心难保不发,不一定能长治久安。如果以后有动乱的迹兆,胡烈的计谋能制伏他们。只是担心胡虏刚刚被征讨所困,就会向东逃到安定,向西逃到武威,表面上降服,能够騷动时还是騷动。这两郡不受胡烈控制,那么凶恶的胡人东西都有窟穴缓冲漫游,所以以后再生祸患,是没有办法禁止的。应该在高平川再设一郡,让安定西州的都尉征募乐意迁徙的百姓,大量免除徭役之数来补充,打通北行道路,渐渐充实边境。最好考虑这两郡和所置的郡都统一属于秦州,使胡烈能够统管边境事宜。
诏书说:“得到所陈奏的应办之事,谈到农事的得失和水利官员的兴废,以及安定边境抗御胡夷政事宽严的事、陈述周详完备,一应俱全,这的确是治国的根本大事,当今的迫切任务。论述都正确,深知你忠心王室,你要更广泛地思考应做之事,并把情况告诉我。”
泰始五年(269),任太仆。当时连年五谷不登,西羌胡人騷扰边境,皇帝下诏让公卿讨论。傅玄应答皇帝所问,陈述事理恳切率直,虽没有全部施行,但时常被宽容。转任司隶校尉。
献皇后在弘训宫驾崩,设立祭丧的位置。按旧制,司隶应在端门外面就坐,在众卿之上,独坐一席。进入宫殿,按本品的官秩在众卿之下,按次序坐,与人同坐一席。而谒者认为弘训宫是在殿内,把傅玄的位置设在卿位之下。傅玄大怒,大声呵叱谒者。谒者假称是尚书安排的,傅玄面对百官大骂尚书并下了席。御史中丞庾纯上奏傅玄大不敬,傅玄自己上表又不符事实,坐罪免官。然而傅玄天性严峻急躁,遇事不能有所宽容;每次有奏疏检举,或遇天晚,便手捧奏章,整饬冠带,焦躁不安地不睡觉,坐着等天亮。于是那些无官职的王公贵族畏惧屈服,尚书顿生威风。不久死在家中,享年六十二岁,谥号叫刚。
傅玄年少时在河内避难,专心读书,其后虽然显达富贵,但著述没有荒废。撰述著作评论治国的三教九流以及三史旧事,评断得失,各为条例,书名叫《傅子》,分为内、外、中三篇,共有四部、六录,合共一百四十首,几十万字,连同文集一百余卷流行于世。傅玄当初写成内篇,儿子傅咸交给司空王沈看。王沈给傅玄的信中说:“看到您所著的书,言辞宏富道理齐备,筹划治理国家大事,重视儒家教化道义,足以堵塞杨朱、墨翟学说的放浪形迹,可以跟往古的荀况、孟轲相比并。每次开卷,没有不感慨叹息的。‘不见贾谊,自己认为超过他,现在才知道比不上’。真是这样啊!”
后来追封为清泉侯,儿子傅咸继承爵位。
傅咸字长虞,刚正简直有大节。风度品行严整,见多识广聪慧明达,疾恶如仇,推举贤能,乐善好施,经常仰幕季文子、仲山甫的志向。喜欢写文论,虽然文采不够绚丽,但言论可为鉴戒。颍川的庾纯常常感叹说:“傅长虞的文章与诗人的创作接近了。”
咸宁初年(275),继承父亲的爵位,拜为太子洗马,累迁为尚书右丞,出朝任冀州刺史,后母杜氏不肯随傅咸前往,于是傅咸上表请求免职。三旬之后,改任为司徒左长史。当时武帝注意政事,下诏向朝臣访求政事好坏。傅咸上书说:“陛下身处最显贵的地位,却干布衣所做的事,亲自日理万机,辛苦操劳到太陽偏西。从前的帝王,亲自干微薄的事,以利天下,也不会超过陛下。但是自泰始初(265)创基到如今,十五年了,而军队国家不够充实,百姓不够富裕,一个年成不好,便有饥荒出现,的确是因为官职太多事务冗杂,免除徭役的人又多又滥,蚕食的人多而务农的人少。我因愚昧粗疏,愧居本职,每每见到诏书思虑百姓年成的饥馑,没法补益,万分惭愧,岂敢不竭尽愚虑,回答皇上的询问呢?从前有四位都督,现在加上监军,就超过十人。夏禹划分土地,分为九州,现在的刺史,几乎是原来的一倍,住户人口只比得上汉代的十分之一,设置的郡县就更多。空空的校尉牙门,无益于宫中警卫,却凭空设置军府,动辄有几百个。五等诸侯,又设置官属。各种宠幸的给养,都从百姓中拿出。一人不种田,就有人受饥饿,现在不种田的,不计其数。纵使五谷丰收,也仅仅能满足青黄相接;突然有灾患,便供养不上。我认为当务之急,要先合并官职,简省琐事,宁息差事,停止徭役,上下齐心,致力农业生产。”
傅咸在任多能主持公道。豫州大中正夏侯骏上书说:鲁国小中正、司空司马孔毓,四次转移养病处所,不能接待宾客,请求让尚书郎曹馥代替孔毓。十多天后又上疏让孔毓继续当中正。司徒三次推辞不受理,夏侯骏仍坚持己见。傅咸认为夏侯骏褒贬随心所欲,便上奏罢免他的大中正之职。司徒魏舒与夏侯骏有姻亲关系,屡次推托不签署,傅咸据理力争费尽口舌。魏舒最终不同意,傅咸于是独自上书。魏舒上奏说傅咸毁谤过激,不够正直,下诏让他转任车骑司马。
傅咸见世俗奢侈,又上书说:“我认为衣食难以生产,如果不节约使用,没缘由不缺乏。所以先王风化天下,吃肉穿帛,都有定制。我私下认为奢侈浪费,比天灾还厉害。古时候帝尧只有茅草屋,现在的平民百姓却竞相建宽大的房屋;古时候大臣没有精美的食物,现在的商人竖子都能饱餐美味佳肴;古时候后妃才有特殊的服饰,而今奴婢妻妾都穿戴绫罗绸缎;古时候大夫才有车骑,现在低贱的奴隶也驾轻车骑肥马。古时候人口稠密地域狭小却有储蓄,是因为节俭;现在土地宽广人口稀少却忧虑不足,是因为奢侈。想时俗节俭,应当禁止奢侈;奢侈不禁止,便会竞相比高。以前毛王介任吏部尚书,没人敢穿漂亮衣服、吃美味食物。魏武帝感叹到:‘我的法令不如毛尚书。’假使各部的用心,都像毛王介一样,风俗的改变,确实不是困难的事情。”又议论把县里的监狱移到郡,以及应当建立两社,朝廷都同意了。迁任尚书左丞。
惠帝司马衷继位,杨骏辅佐朝政。傅咸对杨骏说:“事情随时而变,礼义随时而宜,天子不实行居丧之制已很久了。因为世风更加衰落,政事不可代为治理,所以虽然处在哀痛的服丧期间,还要亲自日理万机。到汉文帝刘恒时,他认为天下庞大,服丧太重难以持久,于是制定了下葬后就除服。武皇帝司马炎大孝敦厚,也随时除服,制定守心丧三年,至于日理万机的大事,则忙得没有空闲的时候。现在圣上想把政事交给你,让他守丧自居,这虽然是谦让的态度,可天下的人并不认为很合适。其不很合适的原因,是因为万民仰慕敬戴天子,如果听命太宰,恐怕遮蔽了天光。人心既然如此,那么你处在摄政地位也不会容易。我私下认为治丧已经完毕,你应当想到兴废的时宜。周公是圣人,且不能避免毁谤。由此推断,周公任职已经不容易处理,何况现在圣上的年龄不是周成王的年龄呢?我得意忘言,话语不容易说透。如果你能觉察到我的诚意,话语又哪在乎多呢?”当时司隶荀恺的堂兄死了,自己上表赴丧,诏书同意还没下达,荀恺便拜访杨骏。傅咸因此上奏说:“死丧是令人哀戚的,兄弟之丧更令人伤怀,荀恺同堂去世,也才几天,天子怜悯,同意他临丧。诏书还没下就去辞行,拜访要人,急于表现谄媚的恭敬,并无友爱兄弟的真情。应当从重贬黜,以崇尚风俗教化。”天子以为杨骏管理朝政,有诏下问,杨骏很害怕。傅咸又给杨骏写信,讽谏切直,杨骏稍稍收敛,逐渐产生不满。便想让傅咸出任京兆、弘农太守,杨骏的外甥李斌劝说杨骏,不应该贬斥正直的人出任外官,才得以中止。
杨骏的弟弟杨济一向跟傅咸友好,他给傅咸写信说:“江海的流水波涛滚滚,所以能成就它的深广。天下是个大器物,不可能很明白,而我看你是每件事都想弄明白。你生性痴呆,却想明了官事,而官事也是不容易明白的。明了官事正该痴呆,又是痛快的事。左丞总领朝廷,辅正八座公卿百官,此位不容易居。以你的任性直言而又处在不易居的职位,就更不容易了。想得头疼,所以陈述如上。”傅咸答复说:“卫公说,用酒色杀人,这比作正直之人更厉害。因贪酒色而死,个人不后悔。事先害怕因正直招致灾祸,这是由于心地不正直,想把苟且偷生当作聪明圣哲罢了!自古以来因正直招致祸患的人,应是自己矫枉过正,或者不够忠诚允当,要用极度的严酷树立声誉,所以遭致忿恨。哪有诚恳尽忠而被嫉妒憎恨的呢!”过了不久,杨骏被诛,傅咸转任太子中庶子,升为御史中丞。
当时是太宰、汝南王司马亮辅佐朝政。傅咸致书说:“我认为商朝的太甲、周朝的成王时值年幼,所以才会有伊尹、周公辅政的事情。前代圣贤尚且免不了被怀疑,何况现在的臣属本非圣人,君王也非孺子,怎么可以仿效伊尹周公的旧事呢!君主居丧,听命于太宰,杨骏无礼,却想当伊尹周公,自以为可以辅佐朝政,安定天下,所以致死。他的罪行已不可胜数,这是殿下你目睹了的。杨骏遭讨伐,出自天子的圣明,孟观、李肇只是参与知道密旨罢了。至于评论功劳,应当归于皇上。孟观等人已经是几千户的大县侯爵,圣上因为诛杀杨骏莫大欢欣,所以论功行赏宁可优厚,以表达他的喜悦心情。这是群臣下属应当权衡的实情。可是现在却由此鼓动怂恿,东安公封为王,孟观、李肇都封为郡公,其余封为侯、伯、子、男,虚妄加封之后,又使三等破格升迁。这种显赫的气势,震动大地,自古以来,没有过这样的封赏。没有功劳却厚加封赏,就没有谁不高兴国家有灾祸,因为灾祸兴起又会有大功了。人们以祸乱为乐,哪还有个极限呢!这种作法,都出自东安公。殿下就任后,自当有办法纠正它。用大道使之正,众人还有什么愤怒呢?众人所愤怒的,只在于不公平罢了。如今都在背地议论,没有谁不大失所望。我愚钝,不只是失望而已,还私下感到忧虑。另外,声讨杨骏的时候,殿下你还在朝廷之外,委实不曾参与。现在要委以重任,所以让殿下论功。论功的事,实在不容易处置,不如坐观其利弊得失,就有居位正直的事实了。”
傅咸又因司马亮辅政专权,便上谏言:“杨骏有让国君震动的威势,委任亲戚,这是天下喧哗的原因。现在你居职辅政,应纠正这种过失。我觉得应该静心养神,有大的得失,便维持处理,除了大事,一律抑制遣散。四次拜访贵府以及平时经过您的门前,总见官宦车马,充塞街道,这种夙习,也应止息。另外夏侯长容奉使为先帝请命,祈祷没有感动上苍,先帝驾崩,夏侯长容应该引咎自责,可是现在却自求请命的功劳,你竟任命他为少府。我私下认为,夏侯长容是你的姻亲,所以才至如此。‘一犬吠形,群犬吠声’。因害怕群犬的叫声,于是就不可依从了。我的为人,就是不能当面阿谀顺从,背后又有诽谤之言。原来曾经触犯杨骏,几乎身遭祸害,何况对殿下,自当有所珍惜。先前随驾,你对我说:‘你难道不知道韩非子所说的触犯人君如同触摸龙倒生的鳞片的话吗?而你竟然在触摸天子倒生的鳞片。’我自知所陈述的,的确是在不停止地触摸猛兽的胡须。而我之所以敢言,是希望殿下你会了解我区区之心。先前摸天子倒生的鳞片,想要尽忠;现在触摸猛兽的胡须,也不是要作恶,因而必将被宽恕。”司马亮没有采纳。夏侯长容就是夏侯骏。
五月二十八日,下诏让百官推荐各郡县的官员补充朝官。傅咸又上书说:“我认为国家兴隆教化的关键,在于选取人才给予恰当的官职。才能不只一类,职务各有不同。例如林木,粗细曲直,各有用途。所以明察并举荐出身微贱之人,谋划咨询不论内外,内外任职,只求合宜,现在选拔任用,只推重内官;地方官举荐既已偏废,又多生枝节,人们争当朝官轻视地方任职。便成风俗。这种弊病真应该马上改正,使内官外职选拔渠道畅通而且无所偏重。使渠道畅通无所偏颇之后,如果选用不公平,就有办法重责;责罚加重,就不用担心不公平了。再说,粘住弦就不能调瑟,何况选拔人才任职又怎么可以限制呢?我想之所以限制,是为了防止选用不能超出众人,若不能超出众人,应按事情制裁,不用限制选用办法。选拔办法有限制,要想实行久远,恐怕也太拘泥了吧!有人认为不制定选拔办法,凭什么选拔,我听说用刑罚惩治小人,用道义要求君子,对君子的要求在内心而不在限制。正始年间(240~248),委任何晏选举,朝廷内外的各种职官都得到了合适的人才,杰出的人才于此可观。所以这样,不是用限制统御,也不是凭措施招致,而是委任的原因,受委任者的担心,比限定方法更厉害。这是因为办法失误,不是自己的过失,既然过错不在自己,责备他也不用担忧,正所谓‘用刑律使人们行动统一,人们虽免于犯法,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委任之法,一是考虑罪责连及自己,二是害怕遭到怨恨诽谤。自己快意则朝廷内外称颂,自己不善则各种罪恶加身,这种使人胆颤心惊,与依靠限定法律幸免哪种更有效呢?”
傅咸再次任本郡中正,时值继母去世离职。不久起用为议郎,并兼任司隶校尉。傅咸前后推辞多次,都未获准。朝廷让使者到家中授职,傅咸又送还印绶。公车不为他通报,催促他就职理事。傅咸由于没有兄弟,丧祭无人主持,又再次请求,于是让他在官舍设灵位。傅咸又上表说:“我既然驽钝懦弱,不能担当重任。又加上哀丧,请假休息时日,陛下过分厚意,授予我难以胜任之职。我表白赤诚之心,冒死上报,既已违诏,最终不会改变。我虽然不能以死保全礼教,但按道义也不能回心转意,空受恩宠。以前接受严诏,任职之时,私下发誓,以死为报。因为贿赂之风流行,应该深深杜绝,务必敕令都官,以此事为首。可是经年累月,未有所获。这是因为陛下有奖励的办法,考虑到愚昧不明之人,必定死亡或系罪,所以自然掩饰检点过失以避免锋芒。在职已有时日,既没有显赫的举止,又不能应弦落鸟,谁人还会害怕?所以光禄大夫刘毅当司隶,声威震动朝廷内外,远近清正肃敬。不单是刘毅有辅助王室、尽忠君王的节操,也是由于他所陈奏的都依从,所以威风才能施展。”诏书说:“你只应想到一切都符合绳墨法度,让威风日益伸展,又哪只是一个刘毅呢?”
当时朝廷政治宽松,豪强大族放纵恣事,交私友讠乇人情,朝野混乱。傅咸上奏罢免河南尹澹、左将军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肃敬,贵戚慑威伏服。傅咸认为“圣人治理大道长久,天下才成教化。因此尧舜三年考核政绩,九年讨论升降职务。《周礼》也实行三年大比。孔子也说过:‘三年有成。’可到了近来,长吏到官署任职,不久就改任。百姓为没有固定的官员而困扰,吏卒为送旧迎新而疲劳”。当时的仆射王戎兼管吏部,傅咸上奏说:“王戎位在台辅,兼管选举,却没有使风俗宁静,聚集功绩,致使人心倾侧不安,大开浮竞之风。中郎李重、李义也不加以匡正。我请求免除王戎等人的职务。”诏书说:“政道的根本,确实应当任职长久,傅咸上奏的正确。王戎的职责在于评议事理,是我所推崇委任的,禁止免职。”御史中丞解结认为傅咸弹劾王戎是违背典制,越位侵权,干涉了非他职权之内的事,于是上奏罢免傅咸的官职,诏书也不同意。
傅咸上疏认为:“按照法令,御中中丞督察百官。皇太子以下诸事,在检校御史掌管行马的范围内,有违犯法令的人都要弹劾纠正,即使在行马范围以外,如果监司不纠查,也可弹劾。按照法令条文,行马之内违背宪法,认为是禁止防范的事,宫廷内禁止防范,外官不能执行,所以让中丞专任。现在道路桥梁没有修建,斗殴诉讼的屠夫酤客接连不断,像这类事情,中丞推卸责任于州郡长官,就是现在所谓行马之内施行禁止防范。既然说中丞督察百官,又何必再说行马之内呢?既然说百官,就不能再说行马之内,内外的各种官员都叫百官,本来内外勾通了。司隶之所以不再说行马内外,也正是禁止防范的事已对中丞说过的缘故。中丞、司隶都纠察皇太子以下诸事,实际上是共同掌管内外,不是说中丞专管内廷百官,司隶专管外廷百官,自从有司隶、中丞以来,更互奏内外百官,只是所纠察的恐怕不会有内外的限制。而解结却突然对我横加指责,我先前之所以不辩解,是希望解结的奏疏能遂我心愿。现在既然不能如愿,而敕书说只是过失罢了,而不是言所不及,因此原谅。我掌管直谏之任,应当端正自身品德来为人表率,如果有过错,我就不敢接收原谅,因此陈述一下自己的愚见。司隶和中丞共同纠责皇太子以下诸事,那么从皇太子以下就没有谁不能纠查。如果能纠查皇太子却不能纠查尚书,这是我所不能明白的。皇太子算不算是行马之内呢?如果皇太子在行马之内就能纠查他,而尚书在行马之内却不能纠查,没有这个道理。道理本来很明白,而解结却以此指责我。我可以不怨恨,而旁观者难道也不奇怪吗?我记得石公在殿上脱衣服,被司隶荀恺所奏,先帝没认为不对,当时无人说是侵位越权,现在我纠查尚书,就合当有罪吗?”傅咸累次上书都称引过去的事实,条理清晰明了,朝廷无法改动。
吴郡的顾荣时常给他的亲戚写信说:“傅咸当司隶,刚直忠勇果敢,弹劾的奏章让人吃惊。虽不是完美的人才,而在正直方面却很可贵。”元康四年(294)死在官署,享年五十六岁。诏书赠他为司隶校尉,一套朝服,一领袭衣,二十万钱,谥号叫贞。傅咸有三个儿子:傅敷、傅日希和傅纂。大儿子傅敷继承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