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货三

　　○漕运 仓库

　　历代以来，漕粟所都，给官府廪食，各视道里远近以为准。太祖都金陵，四方贡赋，由江以达京师，道近而易。自成祖迁燕，道里辽远，法凡三变。初支运，次兑运、支运相参，至支运悉变为长运而制定。

　　洪武元年北伐，命浙江、江西及苏州等九府，运粮三百万石於汴梁。已而大将军徐达令忻、崞、代、坚、台五州运粮大同。中书省符下山东行省，募水工发莱州洋海仓饷永平卫。其后海运饷北平、辽东为定制。其西北边则浚开封漕河饷陕西，自陕西转饷宁夏、河州。其西南令川、贵纳米中盐，以省远运。於时各路皆就近输，得利便矣。

　　永乐元年纳户部尚书郁新言，始用淮船受三百石以上者，道淮及沙河抵陈州颍岐口跌坡，别以巨舟入黄河抵八柳树，车运赴卫河输北平，与海运相参。时驾数临幸，百费仰给，不止饷边也。淮、海运道凡二，而临清仓储河南、山东粟，亦以输北平，合而计之为三运。惟海运用官军，其馀则皆民运云。

　　自浚会通河，帝命都督贾义、尚书宋礼以舟师运。礼以海船大者千石，工窳辄败，乃造浅船五百艘，运淮、扬、徐、兖粮百万，以当海运之数。平江伯陈瑄继之，颇增至三千馀艘。时淮、徐、临清、德州各有仓。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粮至淮安仓，分遣官军就近輓运。自淮至徐以浙、直军，自徐至德以京卫军，自德至通以山东、河南军。以次递运，岁凡四次，可三百万馀石，名曰支运。支运之法，支者，不必出当年之民纳；纳者，不必供当年之军支。通数年以为裒益，期不失常额而止。由是海陆二运皆罢，惟存遮洋船，每岁于河南、山东、小滩等水次，兑粮三十万石，十二输天津，十八由直沽入海输蓟州而已。不数年，官军多所调遣，遂复民运，道远数愆期。

　　宣德四年，瑄及尚书黄福建议复支运法，乃令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百五十万石於淮安仓，苏、松、宁、池、庐、安、广德民运粮二百七十四万石於徐州仓，应天、常、镇、淮、扬、凤、太、滁、和、徐民运粮二百二十万石於临清仓，令官军接运入京、通二仓。民粮既就近入仓，力大减省，乃量地近远，粮多寡，抽民船十一或十三、五之一以给官军。惟山东、河南、北直隶则径赴京仓，不用支运。寻令南阳、怀庆、汝宁粮运临清仓，开封、彰德、卫辉粮运德州仓，其后山东、河南皆运德州仓。

　　六年，瑄言：“江南民运粮诸仓，往返几一年，误农业。令民运至淮安、瓜洲，兑与卫所。官军运载至北，给与路费耗米，则军民两便。”是为兑运。命群臣会议。吏部蹇义等上官军兑运民粮加耗则例，以地远近为差。每石，湖广八斗，江西、浙江七斗，南直隶六斗，北直隶五斗。民有运至淮安兑与军运者，止加四斗，如有兑运不尽，仍令民自运赴诸仓，不愿兑者，亦听其自运。军既加耗，又给轻赍银为洪闸盘拨之费，且得附载他物，皆乐从事，而民亦多以远运为艰。於是兑运者多，而支运者少矣。军与民兑米，往往恃强勒索。帝知其弊，敕户部委正官监临，不许私兑。已而颇减加耗米，远者不过六斗，近者至二斗五升。以三分为率，二分与米，一分以他物准。正粮斛面锐，耗粮俱平概。运粮四百万石，京仓贮十四，通仓贮十六。临、徐、淮三仓各遣御史监收。

　　正统初，运粮之数四百五十万石，而兑运者二百八十万馀石，淮、徐、临、德四仓支运者十之三四耳。土木之变，复尽留山东、直隶军操备。苏、松诸府运粮仍属民。景泰六年，瓦剌入贡，乃复军运。天顺末，兑运法行久，仓入觊耗馀，入庾率兑斛面，且求多索，军困甚。宪宗即位，漕运参将袁佑上言便宜。帝曰：“律令明言，收粮令纳户平准，石加耗不过五升。今运军愿明加，则仓吏侵害过多可知。今后令军自概，每石加耗五升，毋溢，勒索者治罪。”后从督仓中官言，加耗至八升。久之，复溢收如故，屡禁不能止也。

　　初，运粮京师，未有定额。成化八年始定四百万石，自后以为常。北粮七十五万五千六百石，南粮三百二十四万四千四百石，其内兑运者三百三十万石，由支运改兑者七十万石。兑运之中，湖广、山东、河南折色十七万七千七百石。通计兑运、改兑加以耗米入京、通两仓者，凡五百十八万九千七百石。而南直隶正粮独百八十万，蓟州一府七十万，加耗在外。浙赋视苏减数万。江西、湖广又杀焉。天津、苏州、密云、昌平，共给米六十四万馀石，悉支兑运米。而临、德二仓，贮预备米十九万馀石，取山东、河南改兑米充之。遇灾伤，则拨二仓米以补运，务足四百万之额，不令缺也。

　　至成化七年，乃有改兑之议。时应天巡抚滕昭令运军赴江南水次交兑，加耗外，复石增米一斗为渡江费。后数年，帝乃命淮、徐、临、德四仓支运七十万石之米，悉改水次交兑。由是悉变为改兑，而官军长运遂为定制。然是时，司仓者多苛取，甚至有额外罚，运军展转称贷不支。弘治元年，都御史马文升疏论运军之苦，言：“各直省运船，皆工部给价，令有司监造。近者，漕运总兵以价不时给，请领价自造。而部臣虑军士不加爱护，议令本部出料四分，军卫任三分，旧船抵三分。军卫无从措办，皆军士卖资产、鬻男女以供之，以造船之苦也。正军逃亡数多，而额数不减，俱以馀丁充之，一户有三、四人应役者。春兑秋归，艰辛万状。船至张家湾，又雇车盘拨，多称贷以济用，此往来之苦也。其所称贷，运官因以侵渔，责偿倍息。而军士或自载土产以易薪米，又格於禁例，多被掠夺。今宜加造船费每艘银二十两，而禁约运官及有司科害搜检之弊，庶军困少苏。”诏从其议。五年，户部尚书叶淇言：“苏、松诸府，连岁荒歉，民买漕米，每石银二两。而北直隶、山东、河南岁供宣、大二边粮料，每石亦银一两。去岁，苏州兑运已折五十万石，每石银一两。今请推行於诸府，而稍差其直。灾重者，石七钱，稍轻者，石仍一两。俱解部转发各边，抵北直隶三处岁供之数，而收三处本色以输京仓，则费省而事易集。”从之。自后岁灾，辄权宜折银，以水次仓支运之粮充其数，而折价以六七钱为率，无复至一两者。

　　先是，成化间行长运之法。江南州县运粮至南京，令官军就水次兑支，计省加耗输輓之费，得馀米十万石有奇，贮预备仓以资缓急之用。至是，巡抚都御史以兑支有弊，请令如旧上仓而后放支。户部言：“兑支法善，不可易。”诏从部议，以所馀就贮各卫仓，作正支销。又从户部言，山东改兑粮九万石，仍听民自运临、德二仓，令官军支运。正德二年，漕运官请疏通水次仓储，言：“往时民运至淮、徐、临、德四仓，以待卫军支运，后改附近州县水次交兑。已而并支运七十万石亦令改兑。但七十万石之外，犹有交兑不尽者，民仍运赴四仓，久无支销，以致陈腐。请将浙江、江西、湖广正兑粮米三十五万石，折银解京，而令三省卫军赴临、德等仓，支运如所折之数。则诸仓米不腐，三省漕卒便於支运。岁漕额外，又得三十五万折银，一举而数善具矣。”帝命部臣议，如其请。六年，户部侍郎邵宝以漕运迟滞，请复支运法。户部议，支运法废久，不可卒复，事遂寝。

　　临、德二仓之贮米也，凡十九万，计十年得百九十万。自世宗初，灾伤拨补日多，而山东、河南以岁歉，数请轻减，且二仓囤积多朽腐。於是改折之议屡兴，而仓储渐耗矣。嘉靖元年，漕运总兵杨宏，请以轻赍银听运官道支，为顾僦舟车之费，不必装鞘印封，计算羡馀，以苦漕卒。给事、御史交驳之。户部言：“科道官之论，主于防奸，是也。但轻赍本资转般费，今虑官军侵耗，尽取其赢馀以归太仓，则以脚价为正粮，非立法初意也。”乃议运船至通州，巡仓御史核验，酌量支用实数，著为定规。有羡馀，不输太仓，即用以修船，官旗渔蠹者重罪。轻赍银者，宪宗以诸仓改兑，给路费，始各有耗米；兑运米，俱一平一锐，故有锐米；自随船给运四斗外，馀折银，谓之轻赍。凡四十四万五千馀两。后颇入太仓矣。隆庆中，运道艰阻，议者欲开胶莱河，复海运。由淮安清江浦口，历新坝、马家壕至海仓口，径抵直沽，止循海套，不泛大洋。疏上，遣官勘报，以水多沙碛而止。

　　神宗时，漕运总督舒应龙言：“国家两都并建，淮、徐、临、德，实南北咽喉。自兑运久行，临、德尚有岁积，而淮、徐二仓无粒米。请自今山东、河南全熟时，尽徵本色上仓。计临、德已足五十馀万，则令纳於二仓，亦积五十万石而止。”从之。当是时，折银渐多。万历三十年，漕运抵京，仅百三十八万馀石。而抚臣议载留漕米以济河工，仓场侍郎赵世卿争之，言：“太仓入不当出，计二年后，六军万姓将待新漕举炊，倘输纳愆期，不复有京师矣。”盖灾伤折银，本折漕粮以抵京军月俸。其时混支以给边饷，遂致银米两空，故世卿争之。自后仓储渐匮，漕政亦益驰。迨於启、祯，天下萧然烦费，岁供愈不足支矣。

　　运船之数，永乐至景泰，大小无定，为数至多。天顺以后，定船万一千七百七十，官军十二万人。许令附载土宜，免徵税钞。孝宗时限十石，神宗时至六十石。

　　宪宗立运船至京期限，北直隶、河南、山东五月初一日，南直隶七月初一日，其过江支兑者，展一月，浙江、江西、湖广九月初一日。通计三年考成，违限者，运官降罚。武宗列水程图格，按日次填行止站地，违限之米，顿德州诸仓，曰寄囤。世宗定过淮程限，江北十二月者，江南正月，湖广、浙江、江西三月，神宗时改为二月。又改至京限五月者，缩一月，七八九月者，递缩两月。后又通缩一月。神宗初，定十月开仓，十一月兑竣，大县限船到十日，小县五日。十二月开帮，二月过淮，三月过洪入闸。皆先期以样米呈户部，运粮到日，比验相同乃收。

　　凡灾伤奏请改折者，毋过七月。题议后期及临时改题者，立案免覆。漂流者，抵换食米。大江漂流为大患，河道为小患；二百石外为大患，二百石内为小患。小患把总勘报，大患具奏，其后不计多寡，概行奏勘矣。

　　初，船用楠杉，下者乃用松。三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更造。每船受正耗米四百七十二石。其后船数缺少，一船受米七八百石。附载夹带日多，所在稽留违限。一遇河决，即有漂流，官军因之为奸。水次折乾，沿途侵盗，妄称水火，至有凿船自沉者。

　　明初，命武臣督海运，尝建漕运使，寻罢。成祖以后用御史，又用侍郎、都御史催督，郎中、员外分理，主事督兑，其制不一。景泰二年始设漕运总督于淮安，与总兵、参将同理漕事。漕司领十二总，十二万军，与京操十二营军相准。初，宣宗令运粮总兵官、巡抚、侍郎岁八月赴京，会议明年漕运事宜，及设漕运总督，则并令总督赴京。至万历十八年后始免。凡岁正月，总漕巡扬州，经理瓜、淮过闸。总兵驻徐、邳，督过洪入闸，同理漕参政管押赴京。攒运则有御史、郎中，押运则有参政，监兑、理刑、管洪、管厂、管闸、管泉、监仓则有主事，清江、卫河有提举。兑毕过淮过洪，巡抚、漕司、河道各以职掌奏报。有司米不备，军卫船不备，过淮误期者，责在巡抚。米具船备，不即验放，非河梗而压帮停泊，过洪误期因而漂冻者，责在漕司。船粮依限，河渠淤浅，疏浚无法，闸坐启闭失时，不得过洪抵湾者，责在河道。

　　明初，於漕政每加优恤，仁、宣禁役漕舟，宥迟运者。英宗时始扣口粮均摊，而运军不守法度为民害。自后漕政日驰，军以耗米易私物，道售稽程。比至，反买仓米补纳，多不足数。而粮长率搀沙水於米中，河南、山东尤甚，往往蒸湿浥烂不可食。权要贷运军银以罔取利，至请拨关税给船料以取偿。漕运把总率由贿得。仓场额外科取，岁至十四万。世宗初政，诸弊多厘革，然漂流、违限二弊，日以滋甚。中叶以后，益不可究诘矣。

　　漕粮之外，苏、松、常、嘉、湖五府，输运内府白熟粳糯米十七万四十馀石，内折色八千馀石，各府部糙粳米四万四千馀石，内折色八千八百馀石，令民运。谓之白粮船。自长运法行，粮皆军运，而白粮民运如故。穆宗时，陆树德言：“军运以充军储，民运以充官禄。人知军运之苦，不知民运尤苦也。船户之求索，运军之欺陵，洪闸之守候，入京入仓，厥弊百出。嘉靖初，民运尚有保全之家，十年后无不破矣。以白粮令军带运甚便。”疏入，下部议。不从。

　　凡诸仓应输者有定数，其或改拨他镇者，水次应兑漕粮，即令坐派镇军领兑者给价，州县官督车户运至远仓，或给军价就令关支者，通谓之挖运。九边之地，输粮大率以车，宣德时，饷开平亦然，而兰、甘、松潘，往往使民背负。永乐中，又尝令广东海运二十万石给交址云。

　　明初，京卫有军储仓。洪武三年增置至二十所，且建临濠、临清二仓以供转运。各行省有仓，官吏俸取给焉。边境有仓，收屯田所入以给军。州县则设预备仓，东南西北四所，以振凶荒。自钞法行，颇有省革。二十四年储粮十六万石於临清，以给训练骑兵。二十八年置皇城四门仓，储粮给守御军。增京师诸卫仓凡四十一。又设北平、密云诸县仓，储粮以资北征。永乐中，置天津及通州左卫仓，且设北京三十七卫仓。益令天下府县多设仓储，预备仓之在四乡者移置城内。迨会通河成，始设仓於徐州、淮安、德州，而临清因洪武之旧，并天津仓凡五，谓之水次仓，以资转运。既，又移德州仓於临清之永清坝，设武清卫仓於河西务，设通州卫仓於张家湾。宣德中，增造临清仓，容三百万石。增置北京及通州仓。京仓以御史、户部官、锦衣千百户季更巡察。外仓则布政、按察、都司关防之。各仓门，以致仕武官二，率老幼军丁十人守之，半年一更。英宗初，命廷臣集议，天下司府州县，有仓者以卫所仓属之，无仓者以卫所改隶。惟辽东、甘肃、宁夏、万全及沿海卫所，无府州县者仍其旧。正统中，增置京卫仓凡七。自兑运法行，诸仓支运者少，而京、通仓不能容，乃毁临清、德州、河西务仓三分之一，改为京、通仓。景泰初，移武清卫诸仓於通州。成化初，废临、德预备仓在城外者，而以城内空廒储预备米。名临清者曰常盈，德州者曰常丰。凡京仓五十有六，通仓十有六。直省府州县、藩府、边隘、堡站、卫所屯戍皆有仓，少者一二，多者二三十云。

　　预备仓之设也，太祖选耆民运钞籴米，以备振济，即令掌之。天下州县多所储蓄，后渐废驰。于谦抚河南、山西，修其政。周忱抚南畿，别立济农仓。他人不能也。正统时，重侵盗之罪，至佥妻充军。且定纳谷千五百石者，敕奖为义民，免本户杂役。凡振饥米一石，俟有年，纳稻谷二石五斗还官。弘治三年限州县十里以下积万五千石，二十里积二万石；卫千户所万五千石，百户所三百石。考满之日，稽其多寡以为殿最。不及三分者夺俸，六分以上降调。十八年令赎罪赃罚，皆籴谷入仓。正德中，令囚纳纸者，以其八折米入仓。军官有犯者，纳谷准立功。初，预备仓皆设仓官，至是革，令州县官及管粮仓官领其事。嘉靖初，谕德顾鼎臣言：“成、弘时，每年以存留馀米入预备仓，缓急有备。今秋粮仅足兑运，预备无粒米。一遇灾伤，辄奏留他粮及劝富民借谷，以应故事。乞急复预备仓粮以裕民。”帝乃令有司设法多积米谷，仍仿古常平法，春振贫民，秋成还官，不取其息。府积万石，州四五千石，县二三千石为率。既，又定十里以下万五千石，累而上之，八百里以下至十九万石。其后积粟尽平粜，以济贫民，储积渐减。隆庆时，剧郡无过六千石，小邑止千石。久之数益减，科罚亦益轻。万历中，上州郡至三千石止，而小邑或仅百石。有司沿为具文，屡下诏申饬，率以虚数欺罔而已。

　　弘治中，江西巡抚林俊尝请建常平及社仓。嘉靖八年乃令各抚、按设社仓。令民二三十家为一社，择家殷实而有行义者一人为社首，处事公平者一人为社正，能书算者一人为社副，每朔望会集，别户上中下，出米四斗至一斗有差，斗加耗五合，上户主其事。年饥，上户不足者量贷，稔岁还仓。中下户酌量振给，不还仓。有司造册送抚、按，岁一察核。仓虚，罚社首出一岁之米。其法颇善，然其后无力行者。

　　两京库藏，先后建设，其制大略相同。内府凡十库：内承运库，贮缎匹、金银、宝玉、齿角、羽毛，而金花银最大，岁进百万两有奇。广积库，贮硫黄、硝石。甲字库，贮布匹、颜料。乙字库，贮胖袄、战鞋、军士裘帽。丙字库，贮棉花、丝纩。丁字库，贮铜铁、兽皮、苏木。戊字库，贮甲仗。赃罚库，贮没官物。广惠库，贮钱钞。广盈库，贮纻丝、纱罗、绫锦、绢。六库皆属户部，惟乙字库属兵部，戊字、广积、广盈库属工部。又有天财库，亦名司钥库，贮各衙门管钥，亦贮钱钞。供用库，贮粳稻、熟米及上供物。以上通谓之内库。其在宫内者，又有内东裕库、宝藏库，谓之里库。凡里库不关於有司。其会归门、宝善门迤东及南城磁器诸库，则谓之外库。若内府诸监司局，神乐堂，牺牲所，太常、光禄寺，国子监，皆各以所掌，收贮应用诸物。太仆则马价银归之。明初，尝置行用库於京城及诸府州县，以收易昏烂之钞。仁宗时罢。

　　英宗时，始设太仓库。初，岁赋不徵金银，惟坑冶税有金银，入内承运库。其岁赋偶折金银者，俱送南京供武臣禄。而各边有缓急，亦取足其中。正统元年改折漕粮，岁以百万为额，尽解内承运库，不复送南京。自给武臣禄十馀万两外，皆为御用。所谓金花银也。七年乃设户部太仓库。各直省派剩麦米，十库中绵丝、绢布及马草、盐课、关税，凡折银者，皆入太仓库。籍没家财，变卖田产，追收店钱，援例上纳者，亦皆入焉。专以贮银，故又谓之银库。弘治时，内府供应繁多，每收太仓银入内库。又置南京银库。正德时，内承运库中官数言内府财用不充，请支太仓银。户部执奏不能沮。嘉靖初，内府供应视弘治时，其后乃倍之。初，太仓中库积银八百馀万两，续收者贮之两庑，以便支发。而中库不动，遂以中库为老库，两庑为外库。及是时，老库所存者仅百二十万两。二十二年特令金花、子粒银应解内库者，并送太仓备边用，然其后复入内库。三十七年令岁进内库银百万两外，加预备钦取银，后又取没官银四十万两入内库。隆庆中，数取太仓银入内库，承运库中官至以空紥下户部取之。廷臣疏谏，皆不听。又数取光禄太仆银，工部尚书朱衡极谏，不听。初，世宗时，太仓所入二百万两有奇。至神宗万历六年，太仓岁入凡四百五十馀万两，而内库岁供金花银外，又增买办银二十万两以为常，后又加内操马刍料银七万馀两。久之，太仓、光禄、太仆银，括取几尽。边赏首功，向发内库者，亦取之太仆矣。

　　凡甲字诸库，主事偕科道巡视。太仓库，员外郎、主事领之，而以给事中巡视。嘉靖中，始两月一报出纳之数。时修工部旧库，名曰节慎库，以贮矿银。尚书文明以给工价，帝诘责之，令以他银补偿，自是专以给内用焉。

　　其在外诸布政司、都司、直省府州县卫所皆有库，以贮金银、钱钞、丝帛、赃罚诸物。巡按御史三岁一盘查。各运司皆有库贮银，岁终，巡盐御史委官察之。凡府州县税课司局、河泊所，岁课、商税、鱼课、引由、契本诸课程，太祖令所司解州县府司，以至於部，部札之库，其元封识，不擅发也。至永乐时，始委验勘，中，方起解；至部复验，同，乃进纳。嘉靖时，建验试厅，验中，给进状寄库。月逢九，会巡视库藏科道官，进库验收，不堪者驳易。正统十年设通济库於通州。世宗时罢。隆庆初，密云、蓟州、昌平诸镇皆设库，收贮主客年例、军门公费及抚赏、修边银云。

　　凡为仓库害者，莫如中官。内府诸库监收者，横索无厌。正德时，台州卫指挥陈良纳军器，稽留八载，至乞食於市。内府收粮，增耗尝以数倍为率，其患如此。诸仓初不设中官，宣德末，京、通二仓始置总督中官一人，后淮、徐、临、德诸仓亦置监督，漕輓军民被其害。世宗用孙交、张孚敬议，撤革诸中官，惟督诸仓者如故。久之，从给事中管怀理言，乃罢之。

　　初，天下府库各有存积，边饷不借支於内，京师不收括於外。成化时，巡盐御史杨澄始请发各盐运提举司赃罚银入京库。弘治时，给事中曾昂请以诸布政司公帑积贮征徭羡银，尽输太仓。尚书周经力争之，以为有不足者，以识造、赏赉、斋醮、土木之故，必欲尽括天下财，非藏富於民意也。至刘瑾用事，遂令各省库藏尽输京师。世宗时，闽、广进羡馀，户部请责他省巡按，岁一奏献如例。又以太仓库匮，运南户部库银八十万两实之。而户部条上理财事宜，临、德二仓积银二十万两，录以归太仓。隆庆初，遣四御史分行天下，搜括库银。神宗时，御史萧重望请核府县岁额银进部，未报上。千户何其贤乞敕内官与己督之，帝竟从其请，由是外储日就耗。至天启中，用操江巡抚范济世策，下敕督岁进，收括靡有遗矣。南京内库颇藏金银珍宝，魏忠贤矫旨取进，盗窃一空。内外匮竭，遂至於亡。

　　历代以来，漕粮聚集，供给官府麇食，各自根据道路远近作为标准。

　　太祖建都金陵，四方贡献赋税，从长江抵达京城，道路近易于运送。

　　自从成祖迁都于燕，道路遥远，制度一共改变三次。

　　最初施行支运，后来施行兑运、支运互相参用，到最后支运全部变成长运丽制度被确定下来。

　　洪武元年，北伐，命令浙江、江西以及苏州等九府，运粮三百万石到汴梁。

　　随后大将军徐达命令忻、崞、代、坚、台五州运粮至大同。

　　中书省公文下发山东行省，招募水工调发莱州洋海仓的粮食供应永平卫军饷。

　　此后海运供应北平、辽东军饷作为固定的制度。

　　西北边防则疏浚开封漕河供应陕西军饷，从陕西转运给宁夏、河州。

　　西南则命令川、贵纳米中盐，以省去长途运输。

　　于是各路都就近输送，得到其便利。

　　丞乐元年，接受户部尚书郁新的建议，开始用承载二百石以上的淮船，途经淮及沙河抵达陈州颖岐口跌坡，另用巨船入黄河抵达八柳树，用车运往卫河输纳北平，与海运互相参用。

　　当时皇帝多次临幸，各种费用供给，不只是供应边防军饷。

　　淮、海运输线共二条，而临清仓库存储河南、山东的粮食，也用以输送北平，合计共有三条线。

　　只有海运用官军，其余都是民运。

　　自从疏浚会通河，皇帝命令都督贾义、尚书宋礼用水军运送。

　　宋礼因海船大的可载千石，制造粗滥便壤，便制造浅船五百艘，运输淮、扬、徐、充粮食一百万石，以与海运之数相当。

　　平江伯陈管继任，多增至三千多艘。

　　当时淮、徐、临清、德州各有仓库。

　　江西、湖广、浙江人民运粮到淮安仓库，分别派官军在近处运送。

　　从淮到徐用浙、直的军队，从徐到德用京卫军，从德到通用山东、河南的军队，依次递运，每年共四次，大约可运三百多万石，名叫支运。

　　支运的方法，支是不必出当年人民交纳的粮食；纳是不必供应当年军队的开支。

　　总计数年以为增减，期约不失去经常的额数而止。

　　于是海、陆二条运输都罢除，只保存遮洋船，每年于河南、山东、小滩等水边，兑粮三十万石，十分之二输送天津，十分之八从直沽入海输送到蓟州而止。

　　没有几年，官军多所调遣，便又用民运，道路遥远多次超过期限。

　　宣德四年，陈管和尚书黄福建议恢复支运法，便命令汪西、湖广、浙江人民运粮一百五十万石到淮安粮仓，苏、松、宁、池、庐、安、广德人民运粮二百七十四万石到徐州粮仓，应天、常、镇、淮、扬、凤、太、滁、和、徐人民运粮二百二十万石到临清粮仓，命令官军接着运送入京、通二粮仓。

　　人民的粮食就近纳入官仓以后，人力大大减省，便测量地方远近，粮食的多少，抽调民船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三、五分之一以供给官军。

　　只有山东、河南、北直隶便径直送往京仓，不用支运。

　　不久命令南阳、怀庆、汝宁的粮食运往临清仓库，开封、彰德、卫辉的粮食运往德州仓库，此后山东、河南都运送德州仓库。

　　六年，陈逭奏言：“江南人民运粮到各官仓，往返将近一年，耽误农业。

　　命令人民运到淮安、瓜洲，兑给卫所。

　　官军运载到北方，给予路费和消耗的粮食，则军队和人民两面都便利。”造就是兑运。

　　命令群臣集体讨论。

　　吏部蹇义等上呈官军兑逗人民交纳的粮食补加损耗的条例，以地方远近作为差等。

　　每石粮，湖广八斗，江西、浙江七斗，南直隶六斗，北直隶五斗。

　　人民有运送到淮安兑给军运的，最多加四斗，如果有兑运不完的，仍令人民自行运到各官仓，不愿意兑运的，也听凭其自己运送。

　　军队既加粮耗，又供给部分折收易于搬运的银两作为洪闸搬运费，而且能够附载别的货物，都乐于这样做，而人民也多因远途运输而感到艰难，于是兑运的多，而支运的少了。

　　军队与人民兑米，往往依恃力强进行勒索。

　　皇帝知道其弊端，命令户部委派正官亲临监督，不允许私下兑粮。

　　后来多增加或减少耗米，路途远的不超过六斗，近的低到二斗五升。

　　以三为标准，二分给米，一分以别的财物折合。

　　正粮量斛平面尖锐，耗粮都量斛齐平。

　　运粮四百万石，京城仓库存贮十分之四，通州粮仓存贮十分之六。

　　临、徐、淮三个粮仓各自派御史监收。

　　正统初年，运粮的数目是四百五十万石，而兑运二百八十万余石，淮、徐、临、德四个粮仓支运占十分之二四而已。

　　土木事变发生，又全部留下山东、直隶军队操练备边。

　　苏、松等府运粮仍然交给人民。

　　景泰六年，瓦剌入朝进贡，纔恢复军队运粮。

　　天顺末年，兑运法施行已久，管仓之人企图获取外加的弥补耗损，入仓庾时大都兑有额外的聚敛，并且要求多索取，军队十分困窘。

　　宪宗即位，漕运参将袁佑上疏陈说便宜行事。

　　皇帝说：“法律条令明确说，收粮令交纳户平衡，每石加损耗不超过五升。

　　现在运粮军队愿意明加耗粮，那么管仓官吏侵夺过多可以知道了。

　　今后命令军队自己平衡，每石增加耗粮五升，不能再增加，勒索的治罪。”后来听从监督官仓的宦官之言，增加耗粮到八升。

　　后来，又增收如故，多次令禁却不能禁止。

　　当初，运粮到京城，没有固定额敷。

　　成化八年，开始固定为四百万石，从此之后以为常则。

　　北方粮七十五万五千六百石，南方粮三百二十四万四千四百石，其内兑运的三百三十万石，由支运改兑运的七十万石。

　　兑运之中，湖广、山东、河南折色粮十七万七千七百石。

　　总计兑运、改兑加上耗米纳入京、通两仓的，一共五百一十八万九千七百石。

　　而南直隶正粮独交一百八十万石，苏州一府交纳七十万石，加收的损耗粮在外。

　　浙江的赋税比苏州减少数万石。

　　江西、湖广又在此基础上减少。

　　天津、蓟州、密云、旦壬，共供给米六十四万余石，全部支付兑运米。

　　而临、德二官仓，存贮预备米十九万余石，取山东、河南改兑米充此数。

　　遇到灾害，便调拨二官仓的米以补运，务必充足四百万的额数，不让缺少。

　　到成化七年，纔有改兑的提议。

　　当时应天巡抚滕昭命令运粮军到江南水边交兑，增加损耗米之外，又一石粮增加米一斗为渡江费。

　　以后数年，皇帝纔命令淮、徐、临、德四个官仓支运七十万石米，全部改为水边交兑。

　　从此全部变成改兑，而官军长途运粮便成为固定的制度。

　　然而这时，管理官仓的人多苛刻敛取，甚至有额外的处罚，运粮军辗转称贷不支。

　　弘治元年，都御史马文升上疏议论运粮军的苦楚，说：“各直省运粮船。

　　都是工部给价，命令主管官吏监造。

　　近来，漕逗总兵因价不能按时供给，请求领价自己造船。

　　而部臣顾虑军士不加爱护，商议命令本部提供造船料四分，军卫承担三分，旧船抵三分。

　　军卫无办法操办，都是军士卖掉资产，卖掉儿女来供给，这是造船的苦楚。

　　正军户兵逃亡数量多，而额数不减，全部由军中编外之人充数，一卢有三、四人服役的。

　　春天兑粮秋天返归，艰难万分。

　　船到张家湾，又雇用车辆搬运，多借贷以补足用度，这是往来的苦楚。

　　他们所借贷的债务，运粮官又趁机侵夺剥削，责令偿还加倍的利息，而军士有的自己带上土产来换取柴米，又受禁例的限制，多被掠夺。

　　现在应该增加造船费每艘银二十两，而禁止运粮官和主管官吏科征焉害搜查翻检的弊端，希望军士的困苦稍微缓解。”下诏听从他的提议。

　　五年，户部尚书叶淇说：“苏、松等府，连连灾荒，庄稼歉收，人民购买漕米，每石银二两。

　　而北直隶、山东、河南每年供应宣、大二边防的粮料，每石也值银一两。

　　去年，苏州兑运已折五十万石，每石银一两。

　　现在请推行到各府，而其价值稍有差异。

　　灾重的，一石粮折七钱；灾稍轻的，一石粮仍折一两。

　　都解运到户部再转发各地边防，抵北直隶三处每年供应的数额，而收三处本色赋税输送京城官仓，那么费用节省而事情容易成功。”朝廷听从其议。

　　此后遇到灾荒，便权且折银，用水边仓库支运的粮食填充其数，而折价以六七钱为标准，不再达到一两。

　　在此之前，成化年问实行长运的办法。

　　江南州县运粮到南京，命令官军在水边兑支，总计省去增加损耗运送的费用，得到余米十万石有余，贮存在预备仓中以资助紧急时的用度。

　　到这时，巡抚都御史因兑支有弊病，请求命令如同旧时上入粮仓然后放支。

　　户部说：“兑支的办法好，不可改变。”下诏依从户部的议论，把多余的粮食贮存到各地卫仓，作正支开销。

　　又依从户部的建议，山东改兑粮九万石，仍然听凭人民自己运送到临、德二仓，命令官军支运。

　　正德二年，漕运官吏请求疏通水边的仓储，说：“过去人民运粮到淮、徐、临、德四座官仓，以等待卫军支运，后来改在附近州县水边交兑。

　　随后连同支运七十万石也命令改兑。

　　但是七十万石以外，还有交兑不尽的，人民仍然运到四仓，很久不支销，以致于粮食陈腐。

　　请求将浙江、江西、湖广正兑的粮米三十五万石，折合银两解送到京城，而命令三省卫军运粮到临、德等官仓，支运如同所折合的数额。

　　这样，各仓的米不腐烂，三省的漕卒也便于支运。

　　每年漕运额数之外，又得到三十五万折银，一举几样好处都具备了。”皇帝命令部臣商议，按其请求办理。

　　六年，户部侍郎邵寅因漕运滞留迟后，请求恢复支运法。

　　户部讨论，支运法废除已久，不能突然又恢复，事情便终止了。

　　临、德二官仓的贮藏之米，共十九万石，合计十年能贮藏一百九十万石。

　　从世宗初年，因灾害调拨补充一天天多了，而山东、河南因粮食歉收，多次请求减轻赋税，并且二仓囤积的粮食多腐朽。

　　于是改收折色的提议多次兴起，而仓库存储渐渐损耗了。

　　嘉靖元年，漕运总兵杨宏，请求把折收的部分银两听凭运粮官在路上支出，作为雇工和租用船车的费用，不必装入饷鞘加印封愈，计算多余，以使漕运士卒受苦。

　　给事、御史纷纷驳斥。

　　户部说：“科道官的议论，主要在于防奸，是对的。

　　但是折收的银两本来是用以资助转运费用，现在顾虑官军侵占损耗，全部取其多余部分归于太仓，便把运费作为正粮，不是立法时的用意。”便提议运粮船到通州，巡仓御史核实验收，酌量支用实际额数，定着成固定的规矩。

　　有多余的，不输送入太仓，而就用来修船，官吏侵吞的处以重罪。

　　折收的轻赍银，是宪宗因各官仓改兑，供给路费，纔各有损耗之粮；兑运米，都是一平衡一冒尖，所以有锐米；除了随船给运四斗之外，其余的折合银两，叫做轻赍。

　　共四十四万五千多两。

　　后来多输入了，太仓。

　　隆庆年间，运粮通道艰难险阻，议论的人想开通胶莱河，恢复海运。

　　从淮安清江浦口，经过新坝、马家壕到海仓口，直接抵达直沽，只沿着海套行船．不航行于大洋上。

　　奏疏上呈，派官员勘察回报，因海套水上多沙碛不便行船而停止。

　　神宗时期，漕运总督釭尘龙说：“国家两个京都一并建立，淮、徐、临、德，实为南北咽喉。

　　自从兑运长久施行，临、德还有每年积聚之粮，而淮、徐二官仓已没有粒米。

　　请求从今以后山东、河南庄稼成熟时，全部征收本色税粮上交官仓。

　　总计临、德已满五十余万，便命令交纳到二仓，也积聚五十万石而止。”朝廷听从其请。

　　这个时候，折色银渐渐增多。

　　万历三十年，漕运抵达京城，只有一百三十八万石。

　　而抚臣提议截留漕米以胭济河工，仓场侍郎趟世卿争辩说：“太仓之粮纳入不能与调出相当，计划二年之后，六军万姓将等待新的漕粮做饭，倘若交纳过期，不再有京城了。”原来灾害折银，本折漕粮以抵京城卫军的月俸。

　　当时混支以供给边防军饷，于是使得银米两样都空虚，所以趟世卿争辩。

　　此后官仓储备渐渐匮乏，漕政也更加松弛。

　　到了天启、崇祯时期，天下扰乱骚动，费用繁多，每年的供给越来越不足开支了。

　　运粮船的数目，永乐至景泰，大小没有定则，数量很多。

　　天顺以后，定船一万一千七百七十条，官军十二万人。

　　允许附载各地土产，免征税钞。

　　孝宗时限制十石，神宗时增至六十石。

　　宪宗定立运船到京城的期限，北童丰、河南、山东五月初一日，南直隶七月初一日，遇江支兑的，延期一月，浙江、江西、湖广九月初一日。

　　总计三年考核，违背期限的，运粮官降级处罚。

　　武宗列出水路图表，按日期依次填写行止的地方，违犯期限的粮食，留在德州各官仓，叫做寄囤。

　　世宗制定经过淮的日程期限，江北在十二月，江南在正月，湖广、浙江、江西在三月，神宗时改在二月。

　　又改动到京城限期五月的，缩短一月，七八九月的，依次缩短两月。

　　后来又通通缩短一月。

　　神宗初年，规定十月开仓，十一月兑付完，大县限定船到十天，小县五天。

　　十二月开帮启运，二月遇淮，三月过河流分道口进入水闸门。

　　都事先把作样品的米呈送户部，运粮到达之日，比合验证相同纔收粮。

　　凡是灾害奏请改折的，不超过七月。

　　题议超过日期和临时改题的，立案免于复核。

　　漂流出。

　　抵换食米。

　　长江漂流便是大患，河道漂流是小患；二百石以外是大患，二百石以内是小患。

　　小患由把总勘验上报，大患详捆奏报，以后不论多少，一概上奏勘验。

　　开初，造船用楠木杉木，下等的就用松木。

　　三年进行小修，六年大修，十年重新建造。

　　每艘船得到正耗米四百七十二石。

　　此后船的数量缺少，一艘船得到耗米七八百石。

　　附载夹带一天天增多，处处停留超过规定期限。

　　一旦遇到黄河决堤，便有漂流发生，官军因此而作奸诈之事。

　　水边折合干粮，沿途侵吞盗用，虚报遇到水灾、火灾，以至有凿穿船底自沉的。

　　明代初年，命令武官监督海上运输，曾经设立漕运使，不久罢除。

　　成祖以后使用御史，又用侍郎、都御史催促督运，郎中、员外分别管理，主事监督兑现，其制度并不统一。

　　景泰二年，开始在淮安设立漕运总督，与总兵、参将共同管理漕运事务。

　　漕司管辖十二总，十二万军队，与京城操练十二营军队相当。

　　当初，宣宗命令运粮总兵官、巡抚、侍郎每年八月到京城，集中讨论第二年漕运的事务，到设立了漕运总督，便一并命令总督到京城。

　　到万历十八年，以后纔免去。

　　每一年的正月，漕运总督巡视扬州，管理瓜、淮的遇闸。

　　总兵驻扎徐、邳，监督经过分水口进入水闸门，同理漕参政一起管理押送到京城。

　　掼运有御史、郎中负责，押运有参政负责，监兑、理刑、管洪、管厂、管闸、管泉、监仓有主事负责，清江、卫河有提举负责。

　　兑粮完毕经过淮经过河道分水口，巡抚、漕司、河道各自以其职掌上报。

　　主管部门米没有具备，军卫的运粮船不具备，过淮误期的，责任在巡抚。

　　米和船都具备了，不及时验收放运，不是河道阻塞而压下开帮停泊不发，过分水口误期园而漂流冻结的，责任在漕司。

　　船粮依限期启运，而河渠淤塞水浅，疏浚无法，闸坐开启关闭失时，不能过洪抵达水湾的，责任在河道。

　　明代初年，对漕政常常加以优待照顾，仁、宣禁止役使漕船，宽宥迟运的人。

　　英宗时期开始扣押口粮均摊，而运粮军不遵守法度成为人民的祸害。

　　此后漕政一天天松弛，军队用耗米交换私物，道路上出售稽留程限。

　　等到抵达，反而买粮仓之米补交，多不够数目。

　　而粮长大都在米中搀和沙或水，河南、山东尤其严重，往往粮食潮湿蒸发霉烂不能食用。

　　权贵显要贷运军银以牟取厚利，以至请求调拨关税供给船料来获取补偿。

　　漕运把总之职大都由于贿赂获得。

　　仓场额敷之外征收，每年达到十四万。

　　世宗初期行政，诸多弊端多被革除，然而漂流、违限二弊端，一天天滋长得很严重。

　　中期以后，更加不可追问了。

　　漕粮之外，苏、松、常、嘉、湖五府，运送内府白熟粳糯米十七万零四十多石，内折色八千多石，各府部糙粳米四万四千多石，内折色八千八百多石，命令人民运送，叫做白粮船。

　　自从长运法施行，粮食都是军队运输，而白粮由人民运送如故。

　　穆宗时期，陆树德说：“军队运输以充军队储粮，人民运输以充官员俸禄。

　　人们知道军队运粮之苦，不知人民运粮尤其艰苦。

　　船户求索，运军欺压，洪闸守候，入京入仓，其弊端百出。

　　嘉靖初年，人民运粮还有能够保全的家庭，十年之后没有不破家的。

　　把白粮命令军队带运很便利。”奏疏呈入，下发卢部讨论。

　　不依从。

　　凡是各官仓应该输入的有一定的数额，其中有的改换调拨别镇的，水边应兑的漕粮，即令摊派镇军领兑者供给款项，州县官监督车户运送到远地官仓，或者供给军队价款就令领取的，通通叫做客运。

　　九边地区，运输粮食大多用车，宣德时期，供给开平军饷也是用车，而兰、甘、松潘，往往使人民背运。

　　永乐年问，又曾命令广东海运二十万石供给交阢。

　　明代初年，京卫有军队储仓。

　　洪武三年，增添设置到二十所，并且建立临濠、临清二粮仓以．供转运。

　　各行省有粮仓，官吏的薪俸取以供给。

　　边境有粮仓，收纳屯田所交粗食以供给军队。

　　州县便设立预备仓，东南西北四所，以赈济灾荒。

　　自从钞法施行，多有减省革除。

　　二十四年，在临清储备粮食十六万石，以供给训练骑兵。

　　二十八年，设置皇城四门仓库，储备粮食供给守御的军队。

　　增设京城诸卫仓库共四十一座。

　　又设置北平、密云诸县仓库，储备粮食以供应北征。

　　永乐年问，设置天津和通州左卫仓库，并且设置北京三十七卫仓库。

　　更命令天下府县多设置仓储，在四乡的预备仓移置于城内。

　　等到会通河修成，开始在徐州、淮安、德州设置仓库，而临清因袭洪武的旧制，合天津仓一共五座，叫做水次仓，以供转运。

　　随后，又转移德州仓到临清的永清坝，设置武清卫仓于河西务，设置通州卫仓于张家湾。

　　宣德年问，增加建造临清仓，容纳三百万石。

　　增设北京和通州仓。

　　京城粮仓派御史、户部官、锦衣千百户按季更换巡察。

　　外地仓便派布政、按察、都司防守。

　　各个仓门，以退休的武官二人，率领老幼兵丁十人防守，半年更换一次。

　　英宗初年，命令廷臣集体商议，天下司府州县，有粮仓的把卫所的粮仓隶属于它，没有粮仓的把卫所的粮仓改为隶属于它。

　　只有辽东、甘肃、宁夏、万全和沿海的卫所，没有府州县的仍照原来管理。

　　正统年间，增添设置京卫仓库共七座。

　　自兑运法施行，各仓支运的少，而京、通粮仓不能容纳，便毁临清、德州、河西整粮仓三分之一，改为京、通仓。

　　景泰初年，把武清卫等粮仓转移到通州。

　　成化初年，废弃临、德在城外的预备仓，而用城内的空仓储藏预备粮。

　　名临清的叫做常盈，名德州的叫做常丰。

　　京城粮仓共有五十六座，通仓十六座。

　　直省府州县、藩府、边隘、堡站、卫所屯戍之地都有粮仓，少的一二座，多的达二三十座。

　　预备仓的设置，太祖选年高有德之民运钞罗米，以预备赈灾救济，也命令他们掌管。

　　天下的州县多有储蓄，后来渐渐废弃。

　　于谦巡抚河南、山西，修明其政。

　　周忱巡抚南几，另外设立济农仓，别的人不能这样做。

　　正统时，加重侵夺盗窃之罪，甚至偕同妻子一起充军。

　　并且规定交纳粮谷一千五百石的，下敕书嘉奖为义民，免去该户的杂役。

　　凡是赈济饥荒时得米一石，等到丰年，交纳稻谷二石五斗归还官府。

　　弘治三年限定州县十里以下积粮一万五千石，二十里积粮二万石；卫千户所积粮一万五千石，百户所积粮三百石。

　　考绩期满之日，考察其积粮多少作为政绩最上、最下的标准。

　　不到三分的夺俸，六分以上的降调。

　　十八年，命令赎罪追脏罚款，都棹谷纳入官仓。

　　正德年间，命令囚犯纳纸的，以其八折米纳入官仓。

　　军官有犯法的，交纳谷物准其立功赎罪。

　　当初，预备仓都设置仓官，到这时革除，命令州县官和管粮仓之官掌管其事。

　　嘉靖初年，谕德顾鼎臣说：“成、弘时期，每年把存留的余米纳入预备仓，遇到紧急情况便有所防备。

　　今年秋粮只够兑运，预备仓没有一粒米。

　　一遇到灾荒，便上奏请求留用别的粮食以及鼓励富豪之民借贷谷物，以应付事变。

　　请求紧急恢复预备仓粮以使人民富裕。”皇帝便命令主管官吏设法多蓄积粮食，仍仿照古代的常平法，春天赈济贫苦之民，秋天收成后返还官府，不收其利息。

　　府积粮一万石，州四五千石，县二三千石为标准。

　　随后，又决定十里以下积粮一万五千石，累计上加，八百里以下加到十九万石。

　　此后积蓄的粮食全部平价耀出，以赈济贫苦人民，储积之粮渐渐减少。

　　隆庆时期，大郡不超过六千石，小县只有一千石。

　　以后数量更加减少，处罚也更轻。

　　万历年问，上等州郡多至三千石而止，而小县有的只有一百石。

　　主管官吏沿制为之详细记载，多次下诏申明整饬，大都以虚数欺骗谎报而已。

　　弘治年间，江西巡抚林俊曾经请求建立常平及社仓。

　　嘉靖八年，便命令各抚、按设置社仓。

　　命令人民二三十家结焉一社，选择家庭富裕而又有德行道义的一人任社首，处事公平的一人为社正，能书写计算的一人为社副，每逢初一和十五会集一次，分别人户马上中下。

　　出米四斗到一斗不等，每斗加耗米五合，上等人户主持其事。

　　遇到荒年，上等人户食物不足的酌量借贷，丰年归还社仓，中等下等人户酌量赈济供给，不归还社仓。

　　主管部门造册送抚、按，每年查核一次。

　　社仓空虚，罚社首交一年的粮。

　　其方法很好，然而后来无力施行。

　　两京的库藏，先后建成，其形制大致相同。

　　内府共有十库。

　　内承运库，贮藏缎匹、金银、实玉、齿角、羽毛，而金花银最大，每年纳进一百万两有余。

　　广积库，贮藏硫黄、硝石。

　　甲字库，贮藏布匹、颜料。

　　乙字库，贮藏胖袄、战鞋、军士裘帽。

　　丙字库，贮藏棉花、丝缤。

　　丁字库，贮藏铜铁、兽皮、苏木。

　　戊字库，贮藏甲仗。

　　追脏罚款库，贮藏没收入官的财物。

　　广惠库，贮藏钱钞。

　　广盈库，贮藏纡丝、纱罗、绫锦、绸绢。

　　六库都属于户部掌管。

　　祇有乙字库属于兵部掌管。

　　戊字、广积、广盈库属于工部掌管。

　　又有天财库，又名司钥库，贮藏各衙门管钥，也贮藏钱钞。

　　供用库，贮藏粳稻、熟米以及上供之物。

　　以上通称为内库。

　　其在官内的，又有内东裕库、宝藏库，叫做里库。

　　凡是里库与主管部门无关。

　　其会归门、宝善门向东以及南城磁器等库，便叫做外库。

　　如内府众监司局，神乐堂，牺牲所，太常、光禄寺，国子监，都各以所执掌职责，收贮应用的各种对象。

　　太仆便是马价银归于它。

　　明代初年，曾经在京城以及各府州县设置行用库，以收藏易于模糊破烂的钱钞。

　　仁宗时罢除。

　　英宗时期，开始设立太仓库。

　　当初，岁赋不征收金银，只有坑冶税有金银，纳入内承运库。

　　岁赋偶尔折合金银的，都运送到南京供给武官的俸禄。

　　而各边防有紧急情况，也取于其中来满足供应。

　　正统元年，改折漕粮，每年以一百万为限额，全部运送到内承运库，不再运送到南京。

　　除了供给武官俸禄十余万两之外，都为皇帝使用，造就是所说的金花银。

　　七年，纔设立户部太仓库。

　　各直省分派剩余的麦米、十库中绵丝、绢布及马草、盐税、关税，凡折成银两的，都入太会库没收家财，变卖田产，追收店钱，根据条例向上交纳的，也都纳入其中。

　　因为专门用来贮藏银两，故又称银库。

　　弘治时期，内府供应繁多，常常收太仓的银两纳入内库。

　　又设置南京银库。

　　正德时期，内承运库宦官，多次说内府的财物用度不充足，请求支取太仓银。

　　户部执奏不能阻拦。

　　嘉靖初年，内府供应比照弘治时期，其后供应加倍。

　　当初，太仓中库积银八百多万两，继续收纳的贮藏在两廉，以便于支出发放。

　　而中库贮银不动，于是以中库为老库，两糜为外库。

　　到这时，老库所存银只有一百二十万两。

　　二十二年，特命金花、子粒银应该解运内库的，一并送往太仓以备边防使用，然而后来又纳入内库。

　　三十七年，命令每年纳进内库的银一百万两之外，追加预备钦取银，以后又取没收入官的银四十万两纳入内库。

　　隆庆年间，多次提取太仓银纳入内库，承运库的宦官甚至用空札子下发户部提取库银。

　　廷臣上疏劝谏，都不听从。

　　又多次提取光禄太仆银两，工部尚书朱衡竭力劝谏，不听。

　　当初，世宗时期，太仓纳入银二百万两有余。

　　到神宗万历六年，太仓每年纳入银四百五十多万两，而内库每年供给金花银之外，又增加买办银二十万两以为常规，后来又加内操马刍料银七万多两。

　　后来，太仓、光禄、太仆银，几乎被全部刮取。

　　边防赏赐首功，一向是调发内库之银，现在也取之于太仆了。

　　凡是甲字各库，主事偕同科道巡视。

　　太仓库，由员外郎、主事掌管，而以给事中巡视。

　　嘉靖年间，开始两个月报告一次收入支出的数目。

　　当时修工部旧库，取名节慎库，以贮藏矿银。

　　尚书文明用以供给工价，皇帝责问他，命令用别的银两补偿，从此专门用来供给内用了。

　　其在地方的各布政司、都司、直省府州县卫所，都有库，用来贮藏金银、钱钞、丝帛、追赃处罚等财物。

　　巡按御史三年盘查一次。

　　各运司都有库贮银，年终，巡盐御史派官员察核。

　　凡是府州县税课司局、河泊所，岁课、商税、鱼课、引由、契本等按税率交纳的赋税，太祖命令主管部门解送州县府司，以至于户部，户部下文于库，其原来的封签，不擅自开启。

　　到永乐时期，开始委派官吏验证勘察，符合，纔向上解运；到达户部重新骏证，相同，纔交纳。

　　嘉靖时期，建立验试厅，验证合格，给予进状寄库。

　　每月逢九之日，会同巡视库藏科道官，进库验收，验收不上的抵换。

　　正统十年，在通州设立通济库。

　　世宗时期罢除。

　　隆庆初年，密云、蓟州、昌平等镇都设立库，收存主客年例、军门公费和抚赏、还有修边银u凡是成为仓库危害的，没有什么比得上中官。

　　内府各库监收的人，横加勒索贪得无厌n正德时期，台州卫指挥陈良交纳军器，滞留八年，以至于在集市讨饭。

　　内府收粮，增收耗粮曾经以数倍为标准，其祸患如此严重。

　　各仓开初不设置中官，宣德末年，京、通二仓开始设置总督中官一人，以后淮、徐、临、德等仓也设置监督，运粮的军民道受其害。

　　世宗采用孙交、张孚敬的提议，撤除众中官，只有监督各仓的人如同过去。

　　后来，依从给事中管怀理的进言，纔罢除。

　　当初，天下的府库各有存储的积蓄，边防军饷不向各地借支，京城不向地方收取。

　　成化时期，巡盐御史杨澄开始请求调发各盐运提举司的追脏罚银入京城府库。

　　弘治时期，给事中曾昂请求以各布政司的公有财物积贮征徭羡银，全部运送入太仓。

　　尚书周经竭力争辩，认为用度不足，是因为织造、赏赐、斋醮、兴修土木的缘故，一定想全部搜刮天下的财物，不是藏富于人民之意。

　　到刘瑾专权，便命令各省库藏全部送往京城。

　　世宗时期，闽、广输入多余贮银，卢部请求责令别省巡按，每年按例进献一次。

　　又因太仓库匮乏，便运送南户部库银八十万两来充实。

　　而户部分条奏上理财事宜，临、德二库积存银二十万两，被登记归入太仓。

　　隆庆初年，派遣四御史分别巡行天下，搜刮库银。

　　神宗时期，御史萧重望请求核实府县的岁额银运进户部，没有报上。

　　千户何其贤请求敕令内官与自己督办，皇帝竟然听从其请，从此各地储备一天天消耗。

　　到天启年问，采用操江巡抚范济世的计策，下敕令督促交纳每年的进献银，搜刮得没有遗留了。

　　南京内库多藏有金银珍宝，魏忠贤假传圣旨进入内库掠取，盗窃一空。

　　朝廷内外财物匮乏竭尽，终于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