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也。曾祖父龚，祖父畅，皆为汉三公。父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进以谦名公之胄，欲与为婚，见其二子，使择焉。谦弗许。以疾免，卒于家。

　　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年十七，司徒辟，诏除黄门侍郎，以西京扰乱，皆不就。乃之荆州依刘表。表以粲貌寝而体弱通侻，不甚重也。表卒，粲劝表子琮，令归太祖。太祖辟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太祖置酒汉滨，粲奉觞贺曰：“方今袁绍起河北，仗大众，志兼天下，然好贤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也。”后迁军谋祭酒。魏国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识，问无不对。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恒典之。

　　初，粲与人共行，读道边碑，人问曰：“卿能闇诵乎？”曰：“能。”因使背而诵之，不失一字。观人围棋，局坏，粲为覆之。棋者不信，以帊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校，不误一道。其强记默识如此。性善算，作算术，略尽其理。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诗、赋、论、议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时年四十一。粲二子，为魏讽所引，诛。后绝。

　　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幹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元瑜、汝南应玚字德琏、东平刘桢字公幹并见友善。

　　幹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五官将文学。

　　琳前为何进主簿。进欲诛诸宦官，太后不听，进乃召四方猛将，并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谏进曰：“易称\'即鹿无虞\'。谚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国之大事，其可以诈立乎？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无异於鼓洪炉以燎毛发。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违经合道，天人顺之；而反释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为乱阶。”进不纳其言，竟以取祸。琳避难冀州，袁绍使典文章。袁氏败，琳归太祖。太祖谓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谢罪，太祖爱其才而不咎。

　　瑀少受学於蔡邕。建安中都护曹洪欲使掌书记，瑀终不为屈。太祖并以琳、瑀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琳徙门下督，瑀为仓曹掾属。

　　玚、桢各被太祖辟为丞相掾属。玚转为平原侯庶子，后为五官将文学。桢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咸著文赋数十篇。

　　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玚、桢二十二年卒。文帝书与元城令吴质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著中论二十馀篇，辞义典雅，足传于后。德琏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於辞赋，惜其体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无以远过也。昔伯牙绝弦於锺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也。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俊也。”

　　自颍川邯郸淳、繁钦、陈留路粹、沛国丁仪、丁廙、弘农杨脩、河内荀纬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

　　玚弟璩，璩子贞，咸以文章显。璩官至侍中。贞咸熙中参相国军事。

　　瑀子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官至步兵校尉。

　　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至景元中，坐事诛。

　　景初中，下邳桓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浑舆经，依道以见意。从齐国门下书佐、司徒署吏，后为安成令。

　　吴质，济阴人，以文才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封列侯。

　　卫觊字伯儒，河东安邑人也。少夙成，以才学称。太祖辟为司空掾属，除茂陵令、尚书郎。太祖征袁绍，而刘表为绍援，关中诸将又中立。益州牧刘璋与表有隙，觊以治书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缀表军。至长安，道路不通，觊不得进，遂留镇关中。时四方大有还民，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觊书与荀彧曰：“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馀家，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而归者无以自业，诸将各竞招怀，以为部曲。郡县贫弱，不能与争，兵家遂强。一旦变动，必有后忧。夫盐，国之大宝也，自乱来散放，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直益巿犁牛。若有归民，以供给之。勤耕积粟，以丰殖关中。远民闻之，必日夜竞还。又使司隶校尉留治关中以为之主，则诸将日削，官民日盛，此强本弱敌之利也。”彧以白太祖。太祖从之，始遣谒者仆射监盐官，司隶校尉治弘农。关中服从，乃白召觊还，稍迁尚书。魏国既建，拜侍中，与王粲并典制度。文帝即王位，徙为尚书。顷之，还汉朝为侍郎，劝赞禅代之义，为文诰之诏。文帝践阼，复为尚书，封阳吉亭侯。

　　明帝即位，进封閺乡侯，三百户。觊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县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事遂施行。时百姓凋匮而役务方殷，觊上疏曰：“夫变情厉性，强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艰难。且人之所乐者富贵显荣也，所恶者贫贱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爱之则富贵显荣，君恶之则贫贱死亡；顺指者爱所由来，逆意者恶所从至也。故人臣皆争顺指而避逆意，非破家为国，杀身成君者，谁能犯颜色，触忌讳，建一言，开一说哉？陛下留意察之，则臣下之情可见矣。今议者多好悦耳，其言政治则比陛下於尧舜，其言征伐则比二虏於貍鼠。臣以为不然。昔汉文之时，诸侯强大，贾谊累息以为至危。况今四海之内，分而为三，群士陈力，各为其主。其来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称迫於困急，是与六国分治，无以为异也。当今千里无烟，遗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将遂凋弊不可复振。礼，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饰，饮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则彻膳降服。然则奢俭之节，必视世之丰约也。武皇帝之时，后宫食不过一肉，衣不用锦绣，茵蓐不缘饰，器物无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遗福子孙。此皆陛下之所亲览也。当今之务，宜君臣上下，并用筹策，计校府库，量入为出。深思句践滋民之术，由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银之物，渐更增广，工役不辍，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汉武信求神仙之道，谓当得云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汉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见非，陛下无求於露而空设之；不益於好而糜费功夫，诚皆圣虑所宜裁制也。”觊历汉、魏，时献忠言，率如此。

　　受诏典著作，又为魏官仪，凡所撰述数十篇。好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建安末，尚书右丞河南潘勖，黄初时，散骑常侍河内王象，亦与觊并以文章显。觊薨，谥曰敬侯。子瓘嗣。瓘咸熙中为镇西将军。

　　刘廙字恭嗣，南阳安众人也。年十岁，戏於讲堂上，颍川司马德操拊其头曰：“孺子，孺子，\'黄中通理\'，宁自知不？”廙兄望之，有名於世，荆州牧刘表辟为从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谗毁，为表所诛。望之又以正谏不合，投传告归。廙谓望之曰：“赵杀鸣、犊，仲尼回轮。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尘於内，则宜模范蠡迁化於外。坐而自绝於时，殆不可也！”望之不从，寻复见害。廙惧，奔扬州，遂归太祖。太祖辟为丞相掾属，转五官将文学。文帝器之，命廙通草书。廙答书曰：“初以尊卑有逾，礼之常分也。是以贪守区区之节，不敢脩草。必如严命，诚知劳谦之素，不贵殊异若彼之高，而惇白屋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轻於燕，九九不忽於齐，乐毅自至，霸业以隆。亏匹夫之节，成巍巍之美，虽愚不敏，何敢以辞？”魏国初建，为黄门侍郎。

　　太祖在长安，欲亲征蜀，廙上疏曰：“圣人不以智轻俗，王者不以人废言。故能成功於千载者，必以近察远，智周於独断者，不耻於下问，亦欲博采必尽於众也。且韦弦非能言之物，而圣贤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浅，愿自比於韦弦。昔乐毅能以弱燕破大齐，而不能以轻兵定即墨者，夫自为计者虽弱必固，欲自溃者虽强必败也。自殿下起军以来，三十馀年，敌无不破，强无不服。今以海内之兵，百胜之威，而孙权负险於吴，刘备不宾於蜀。夫夷狄之臣，不当冀州之卒，权、备之籍，不比袁绍之业，然本初以亡，而二寇未捷，非闇弱於今而智武於昔也。斯自为计者，与欲自溃者异势耳。故文王伐崇，三驾不下，归而脩德，然后服之。秦为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东向称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毙於外，而不恤民於内也。臣恐边寇非六国之敌，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势，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势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势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计，莫若料四方之险，择要害之处而守之，选天下之甲卒，随方面而岁更焉。殿下可高枕於广夏，潜思於治国；广农桑，事从节约，脩之旬年，则国富民安矣。”太祖遂进前而报廙曰：“非但君当知臣，臣亦当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

　　魏讽反，廙弟伟为讽所引，当相坐诛。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问，徙署丞相仓曹属。廙上疏谢曰：“臣罪应倾宗，祸应覆族。遭乾坤之灵，值时来之运，扬汤止沸，使不燋烂；起烟於寒灰之上，生华於已枯之木。物不答施於天地，子不谢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难用笔陈。”廙著书数十篇，及与丁仪共论刑礼，皆传於世。文帝即王位，为侍中，赐爵关内侯。黄初二年卒。无子。帝以弟子阜嗣。

　　刘劭字孔才，广平邯郸人也。建安中，为计吏，诣许。太史上言：“正旦当日蚀。“劭时在尚书令荀彧所，坐者数十人，或云当废朝，或云宜卻会。劭曰：“梓慎、裨灶，古之良史，犹占水火，错失天时。礼记曰诸侯旅见天子，及门不得终礼者四，日蚀在一。然则圣人垂制，不为变异豫废朝礼者，或灾消异伏，或推术谬误也。”彧善其言。敕朝会如旧，日亦不蚀。

　　御史大夫郗虑辟劭，会虑免，拜太子舍人，迁秘书郎。黄初中，为尚书郎、散骑侍郎。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明帝即位，出为陈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称之。徵拜骑都尉，与议郎庾嶷、荀诜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论。迁散骑常侍。时闻公孙渊受孙权燕王之号，议者欲留渊计吏，遣兵讨之，劭以为“昔袁尚兄弟归渊父康，康斩送其首，是渊先世之效忠也。又所闻虚实，未可审知。古者要荒未服，脩德而不征，重劳民也。宜加宽贷，使有以自新。”后渊果斩送权使张弥等首。劭尝作赵都赋，明帝美之，诏劭作许都、洛都赋。时外兴军旅，内营宫室，劭作二赋，皆讽谏焉。

　　青龙中，吴围合肥，时东方吏士皆分休，征东将军满宠表请中军兵，并召休将士，须集击之。劭议以为“贼众新至，心专气锐。宠以少人自战其地，若便进击，不必能制。宠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骑三千，军前发，扬声进道，震曜形势。骑到合肥，疏其行队，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贼后，拟其归路，要其粮道。贼闻大军来，骑断其后，必震怖遁走，不战自破贼矣。”帝从之。兵比至合肥，贼果退还。

　　时诏书博求众贤。散骑侍郎夏侯惠荐劭曰：“伏见常侍刘劭，深忠笃思，体周於数，凡所错综，源流弘远，是以群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实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静之人慕其玄虚退让，文学之士嘉其推步详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数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笃固，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制度之士贵其化略较要，策谋之士赞其明思通微，凡此诸论，皆取適己所长而举其支流者也。臣数听其清谈，览其笃论，渐渍历年，服膺弥久，实为朝廷奇其器量。以为若此人者，宜辅翼机事，纳谋帏幄，当与国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优游之听，使劭承清闲之欢，得自尽於前，则德音上通，辉耀日新矣。”

　　景初中，受诏作都官考课。劭上疏曰：“百官考课，王政之大较，然而历代弗务，是以治典阙而未补，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圣之宏略，愍王纲之弛颓，神虑内鉴，明诏外发。臣奉恩旷然，得以启蒙，辄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臣学寡识浅，诚不足以宣畅圣旨，著定典制。”又以为宜制礼作乐，以移风俗，著乐论十四篇，事成未上，会明帝崩，不施行。正始中，执经讲学，赐爵关内侯。凡所撰述，法论、人物志之类百馀篇。卒，追赠光禄勋。子琳嗣。

　　劭同时东海缪袭亦有才学，多所述叙，官至尚书、光禄勋。

　　袭友人山阳仲长统，汉末为尚书郎，早卒。著昌言，词佳可观省。

　　散骑常侍陈留苏林、光禄大夫京兆韦诞、陈郡太守任城孙该、郎中令河东杜挚等亦著文赋，颇传於世。

　　傅嘏字兰石，北地泥阳人，傅介子之后也。伯父巽，黄初中为侍中尚书。嘏弱冠知名，司空陈群辟为掾。时散骑常侍刘劭作考课法，事下三府。嘏难劭论曰：“盖闻帝制宏深，圣道奥远，苟非其才，则道不虚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王略亏颓而旷载罔缀，微言既没，六籍泯玷。何则？道弘致远而众才莫晞也。案劭考课论，虽欲寻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阙亡。礼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内立列司，筦齐六职，土有恒贡，官有定则，百揆均任，四民殊业，故考绩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继百王之末，承秦、汉之烈，制度之流，靡所脩采。自建安以来，至于青龙，神武拨乱，肇基皇祚，扫除凶逆，芟夷遗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给。及经邦治戎，权法并用，百官群司，军国通任，随时之宜，以应政机。以古施今，事杂义殊，难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经远，或不切近，法应时务，不足垂后。夫建官均职，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实，纠励成规，所以治末也。本纲末举而造制未呈，国略不崇而考课是先，惧不足以料贤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择才，必本行於州闾，讲道於庠序，行具而谓之贤，道脩则谓之能。乡老献贤能于王，王拜受之，举其贤者，出使长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义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乡之举，其选才之职，专任吏部。案品状则实才未必当，任薄伐则德行未为叙，如此则殿最之课，未尽人才。述综王度，敷赞国式，体深义广，难得而详也。”

　　正始初，除尚书郎，迁黄门侍郎。时曹爽秉政，何晏为吏部尚书，嘏谓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静而内銛巧，好利，不念务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将远，而朝政废矣。”晏等遂与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荥阳太守，不行。太傅司马宣王请为从事中郎。曹爽诛，为河南尹，迁尚书。嘏常以为”秦始罢侯置守，设官分职，不与古同。汉、魏因循，以至于今。然儒生学士，咸欲错综以三代之礼，礼弘致远，不应时务，事与制违，名实未附，故历代而不至於治者，盖由是也。欲大改定官制，依古正本，今遇帝室多难，未能革易”。

　　时论者议欲自伐吴，三征献策各不同。诏以访嘏，嘏对曰：“昔夫差陵齐胜晋，威行中国，终祸姑苏；齐闵兼土拓境，辟地千里，身蹈颠覆。有始不必善终，古之明效也。孙权自破关羽并荆州之后，志盈欲满，凶宄以极，是以宣文侯深建宏图大举之策。今权以死，讬孤於诸葛恪。若矫权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内齐虑，有同舟之惧，虽不能终自保完，犹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外矣。而议者或欲汎舟径济，横行江表；或欲四道并进，攻其城垒；或欲大佃疆埸，观衅而动：诚皆取贼之常计也。然自治兵以来，出入三载，非掩袭之军也。贼之为寇，几六十年矣，君臣伪立，吉凶共患，又丧其元帅，上下忧危，设令列船津要，坚城据险，横行之计，其殆难捷。惟进军大佃，最差完牢。兵出民表，寇钞不犯；坐食积谷，不烦运士；乘衅讨袭，无远劳费：此军之急务也。昔樊哙愿以十万之众，横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今欲越长江，涉虏庭，亦向时之喻也。未若明法练士，错计於全胜之地，振长策以御敌之馀烬，斯必然之数也。”后吴大将诸葛恪新破东关，乘胜扬声欲向青、徐，朝廷将为之备。嘏议以为”淮海非贼轻行之路，又昔孙权遣兵入海，漂浪沉溺，略无孑遗，恪岂敢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徼乾没乎？恪不过遣偏率小将素习水军者，乘海溯淮，示动青、徐，恪自并兵来向淮南耳”。后恪果图新城，不克而归。

　　嘏常论才性同异，锺会集而论之。嘉平末，赐爵关内侯。高贵乡公即尊位，进封武乡亭侯。正元二年春，毌丘俭、文钦作乱。或以司马景王不宜自行，可遣太尉孚往，惟嘏及王肃劝之。景王遂行。以嘏守尚书仆射，俱东。俭、钦破败，嘏有谋焉。及景王薨，嘏与司马文王径还洛阳，文王遂以辅政。语在锺会传。会由是有自矜色，嘏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勋业难为也，可不慎哉！”嘏以功进封阳乡侯，增邑六百户，并前千二百户。是岁薨，时年四十七，追赠太常，谥曰元侯。祗嗣。咸熙中开建五等，以嘏著勋前朝，改封祗泾原子。

　　评曰：昔文帝、陈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声相应，才士并出，惟粲等六人最见名目。而粲特处常伯之官，兴一代之制，然其冲虚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卫觊亦以多识典故，相时王之式。刘劭该览学籍，文质周洽。刘廙以清鉴著，傅嘏用才达显云。

　　王粲，字仲宣，山阳郡高平县人。曾祖父王龚，祖父王畅，都是汉朝时候的三公。父亲王谦，是大将军何进的长史。何进因为王谦是名臣的后代，想要和他结为儿女亲家，将自己的两个儿子叫来见他，让他选择一个。王谦没有答应。后来因病免官，在家中去世。

　　汉献帝迁到西面，王璨迁移到长安，左中郎将蔡邕看到他就认为很惊异。当时蔡邕文才学问都很著名，在朝廷中身份贵重，家门前经常来满了车驾，宾客满门。得知王璨在门口，急忙出迎，把鞋子都穿倒了。王璨来到，年纪还小，身材很矮小，在座的人都很吃惊。蔡邕说：“这是王畅的孙子，有奇才，我比不上他。我家中的典籍文章，全部都送给他。”王璨十七岁的时候，被司徒府征召，天子征召他担任黄门侍郎，因为当时长安动乱，王粲都没有赴任。随后王粲到荆州依附刘表。刘表因为王粲相貌丑陋并且身材矮小并且不拘礼节，不是很看重他。刘表去世后，王粲劝说刘表的儿子刘琮，让他归附太祖。太祖征召他担任丞相掾吏，赐封爵位为关内侯。太祖在汉水边上设置酒席，王粲举着酒杯祝贺说：“现在袁绍在河北骑兵，倚仗这人数众多，有兼并天下的志向，但是喜欢贤人却不能重用，所以有奇才的人士都离开他。刘表在荆楚之间从容不迫地观察时势变化，自认为可以仿效西伯周文王。那些在荆州躲避战乱的士人，都是天下的英雄豪杰；刘表不知道任用他们，所以国家危难的时候没有辅佐的人。明公平定冀州的时候，刚下车就修缮加冰，招揽英雄豪杰而重用他们，得以所向披靡；等到平定江汉地区，又招揽这一地区的贤人俊杰并安排好他们的职位，使得天下归心，都顺着时势而归附，文治武功并行，豪杰们都竭尽全力，这是夏、商、周三代开国国君才能做到的事情啊！”后来，王粲被调任为参谋军事的军谋祭酒。魏国建立之后，王粲被任命为侍中。王粲知识广博，见识深远，每次有问题没有回答不上来的。当时，旧时的礼节都已经荒废，朝廷要重新制定制度，王粲总是主持这件事。

　　当初，王粲和人同行，阅读路边的碑文，有人问说：“您能背诵出来吗？”王粲说：“能。”于是就让他背向碑文并背诵出来，没有遗漏一个字。他观看人下围棋，棋盘上的棋被碰乱了，王粲为他们恢复棋局，下棋的人不相信，用手帕盖在棋盘山，让他在另外的棋盘山恢复，用两盘棋相比较，没有一道是错的。他的记忆力如此之强。王粲生性善于计算，所算术的时候，能简单地就得到其中的答案。他善于写文章，一拿起笔就能完成，没有需要修改的，当时的人经常认为他是准备了很久的；但是就算反复深入思考，也不能超过他。王粲著写有诗、赋、论、议近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216)，王粲跟随太祖征讨吴国。二十二年(217)春，他在路上病逝，当时四十一岁。王粲有两个儿子，因为魏讽谋反作乱而受牵连被诛杀。王粲的后代就断绝了。

　　当初，文帝曹丕担任五官中郎将，和弟弟平原侯曹植都很爱好文学。王粲与北海徐幹(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蠫(字元瑜)、汝南应蠩(字德琏)、东平刘桢(字公干)关系都很好。

　　徐幹担任过司空军师祭酒、司空掾属，以及五官将文学。

　　陈琳之前是何进的主簿。何进打算诛杀宦官们，太后没有允许，何进就召集各地的勇猛将士，让他们一起率军向京城进发，想要以此挟持恐吓太后。徐琳劝谏何进说：“《易经》中说‘没有虞官相助，即使深入山林，也得不到鹿’。谚语也说‘遮住眼睛捕猎麻雀’。那些微小的事物尚且不能欺压他们以满足自己，更何况是国家的大事，难道可以靠欺诈获得成功吗？现在将军您总揽朝政，掌握军事大权，气势雄壮，随心行事。按照现在的权势做事，跟烧起大火炉以烧掉头发没有什么不同。只应该迅速行动，行使权力，当机立断，虽然违背法则但合乎道义，上天和百姓都会顺应；但您却放弃了手中的有利武器，反而从其他地方征召士兵前来。大军聚集，强大的人称雄，这就是所说的倒拿着武器，将武器的的手柄交到别人手里；这样功业一定不会成功，只会成为祸乱的开端。”何进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最后招致杀身之祸。陈琳到冀州躲避祸乱，袁绍让他主管文章书籍。袁氏落败后，陈琳归附太祖。太祖对他说：“你过去为袁本初起草文书，只要查明我的罪过就可以，将罪过在我身上停止，怎么还要往上涉及到我的父亲先祖呢？”陈琳为此谢罪，太祖爱惜他的才干而没有追责。

　　阮瑀年少时向蔡邕求学。建安中都护曹洪打算让他主管文书工作，他一直都没有屈从。太祖让徐琳、阮瑀共同做为司空军谋祭酒，主管书记檄文。军事上或国家的文书，大多是徐琳、阮瑀所写的。后来徐琳转任门下督，阮瑀做了仓曹掾属。

　　应玚、刘桢各自被太祖征召为丞相掾属。后来应玚转而做为平原侯庶子，后来担任五官将文学。刘桢因为“不敬”的罪行被处以刑罚，刑罚结束后做了小官。两人都著写了数十篇文赋。

　　阮瑀在建安十七年（212）去世。徐幹、陈琳、应玚、刘桢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去世。文帝写信给元城县令吴质说：“过去出现疫病，亲人朋友大多都遭遇了这场灾祸，徐幹、陈琳、应玚、刘桢都在那时候一同去世。看古今的文人，大多不拘小节，很少有人因为名誉节操而立身在世上的。而只有徐幹能胸怀文才，心存质朴，少欲无求，有像许由隐居箕山一样的志向，真可以说是文质兼备的君子。撰写了《中论》二十多篇，文辞雅致，足以流传后世。应玚经常有很好的创作想法，他的才干学问也足以撰写文章，但这美好的志向没有成功，实在是很痛惜啊！陈琳的奏章写得很刚健有力，只是文辞有些繁琐。刘桢的文章有飘逸的感觉，但还不够遒劲。阮瑀的文书写的洒脱灵敏，读起来让人心情愉悦。王粲自己擅长于辞赋自写作，只是文章气势微弱，不能撑起他的文章；至于他所擅长的，那古人也不会超过他太多。过去俞伯牙因为钟子期去世而摔断琴，仲尼因为子路去世而倒掉肉酱，是因为痛惜知音难以遇到，感伤弟子难以得到。这几位只是比不上古人，但也是一时的俊杰了。”

　　还有颍川的邯郸淳、繁钦，陈留的路粹，沛国的丁仪、丁廙、弘农的杨脩，河内的荀纬等人，也是有文采的，只是不再这七个人中。

　　应玚的弟弟应璩，应璩的儿子应贞，都因为文章写得好而闻名。应璩做官到侍中。应贞在咸熙年间担任过参相国军事

　　阮瑀的儿子阮籍，文采辞藻华丽飘逸，但他洒脱放荡，立身处世没有什么欲望，将庄周作为榜样。做官到步兵校尉。

　　当时还有谯郡的嵇康，文章辞藻雄壮华丽，喜欢谈论老庄，并且崇尚侠气，乐于助人。到景元年间，因事获罪，被杀。

　　景初年间，下邳县桓威出身低微，十八岁的时候就撰写了《浑舆经》，按照道家的思想， 但也有自己的见解。曾做过魏王时齐国的门下书佐、司徒署吏，后来担任过安成县令。

　　吴质，济阴人，因为文学才干被文帝赏识，做官到振威将军，被授予符节督领河北地区各项军事事务，封为列侯。

　　卫觊，字伯儒，河东郡安邑县人。年少时候就称名，以文学才能闻名。太祖征召他为司空掾属，担任茂陵县令、尚书郎。太祖讨伐袁绍，而刘表做为袁绍的援助，关中地区的将领又保持中立。益州牧刘璋和刘表又嫌隙，卫觊以治书侍御史的身份出使益州，让刘璋不要出兵以牵制刘表。到了长安，道路隔绝不通，卫觊不能前行，就留下镇守关中。当时各地有很多流亡在外的百姓返回，关中的将领们大多招揽做为自己的部下，卫觊写信给荀彧说：“关中地区富庶，一下子遭遇饥荒动乱，百姓流亡到荆州的有十万多户，得知故土已经安定，都盼望着能够回来。但回来的人不能自谋生计，将领们各自竞相招揽做为自己的部下。郡县实力弱小，不能和他们竞争，所以将领们的势力更加强大。一旦发生变故，一定会有后患。盐，是国家重要的宝藏，自从动乱以来，管理散漫，应该像过去一样安排使者监管买卖，用获得的利益买耕牛。如果有回来的百姓，就供应给他们。让他们努力耕种，积累粮食，以使关中富足起来。远处的百姓听说后，一定会日夜争相赶着回来。又派司隶校尉留下治理关中，主持各项事务，那将领们就会渐渐被削弱，官府百姓渐渐兴盛，这是使自己强大使敌人弱小的好处啊。”荀彧将这些话告诉太祖。太祖听从了他，才开始派遣谒者仆射监督盐官，派司隶校尉治理弘农郡。关中地区都顺服，太祖就召卫觊回来，逐渐提升他为尚书。魏国建立以后，卫觊担任侍中，和王粲一起主持制度的修订。文帝继位魏王后，他被任命为尚书。不久，他返回汉朝担任侍郎，宣扬帝位禅让交替的大义，并拟写诏书。文帝登基后，卫觊又担任尚书，被封为阳吉亭侯。

　　明帝登基后，卫觊被进封爵位为閺乡侯，食邑三百户。卫觊上奏说：“九章的刑律，是古代就流传下来的，判断刑罚罪名，标准很细致。因此主管一方的官吏，应该都通晓刑律。刑罚律法，是国家最重要的制度，却在私下的议论中被轻视；断决判案的官吏，是百姓的性命寄托的，但选拔任用的人却是比较低微的官职。国家政治的弊端，不一定不是从这里开始。希望能设置刑律博士，让他们向有关的官员教授刑律方面的知识。”这件事被执行了。当时百姓生活困苦，但各种徭役很多，卫觊上疏说：“改变一个人的性情，靠强迫是办不到的。做为臣子，要提出意见已经不容易了，做为君主，要接受意见也很艰难。况且人所喜欢的，就是富贵显达，所厌恶的就是贫贱死亡，但这四种情况，是由君主所控制的，君主宠爱，就能享受荣名富贵，君主厌恶，就会陷入贫贱或死亡；顺从君主的想法，是得到恩宠的原因，违背君主的想法，是君主厌恶的原因。所以做为臣子，都争相顺从您的心意而避开会违背您想法的事情，不是那些为国家家破人亡，牺牲自己成全君主的人，谁能冒犯天威，触犯忌讳，提出建议，阐述自己的想法呢？”陛下如果能留心观察这些情况，那我的心意就能了解了。现在商议朝政的人大多喜欢好听的话，他们说到政治，就将陛下比作尧舜，说到军事征伐，就将吴国、蜀国比喻成貍鼠。臣认为不是这样。过去汉文帝时期，诸侯王势力强盛，贾谊担忧惊恐，认为国家情况危急。况且现在天下的形势，分成三部分，士人们竭尽全力，各自为自己的主君效力。那些前来投降的人，也不肯说是弃暗投明，都说是被紧急情况逼迫，这种情况，跟六国划分势力统治，没有什么区别。现在国家人烟稀少，留下的百姓困苦不堪，陛下没有多加留心，国家就会凋敝，不能再振兴。按照礼节，天子所用的器物一定有金玉的装饰，饮食的菜肴一定要有八珍等佳味。遇上饥荒战乱，就应减去佳肴和装饰。但是奢侈还是节俭的程度，一定要看时代的富饶或贫困。武皇帝的时代，后宫妃嫔每餐只能有一样肉食，服饰上没有锦绣，褥垫不加花边，器物不涂丹漆，因此能够平定天下，将福气留给子孙后代。这些都是陛下亲眼所见的。现在的要事，应该是君臣上下，一起谋划，计算国库中的物资，根据收入来支出。深入思考越王勾践增长百姓的方法，尚且担心比不上，而尚方所制造的金银器物，数量和范围渐渐扩大增长，工人们的工作没有停止，奢侈的风气越来越兴盛，国库日渐空虚。过去汉武帝相信并寻求成仙的方法，说是应该得到云上的露水，以能食用天上饮食的碎屑，所以建立高高的手掌以承接露水。陛下您通达圣明，经常嘲笑这件事。汉武帝对甘露有所指求，尚且被人指责，陛下对这些没有请求却白白建造这个；不能增加好处，反而花费很多功夫，实在是您应该好好考虑再决定的。”卫觊经历了汉魏两朝，经常进献忠言，大概都是这样的。

　　卫觊接受诏令主持整理文章典籍，又撰写了《魏官仪》，所撰写的文章共有几十篇。他喜好古文、鸟篆、隶草，没有不擅长的。建安末年，尚书右丞，河南人潘勖，黄初年间的散骑常使，河内人王象，也和卫觊一样因为文章而闻名。卫觊去世后，谥号为敬侯。他的儿子卫瓘承袭爵位。卫瓘在咸熙年间担任过镇西将军。

　　刘廙字恭嗣，南阳郡安众县人。十岁的时候，在课堂上游戏，颍川的名士司马德操摸着他的头说：“小孩子，小孩子，‘通晓事物的道理’，你难道不知道吗？”刘廙的兄长刘望之，在当时很有名望，荆州牧刘表征召他担任从事。但他的两个有人，都因为他人的谗言诋毁，被刘表诛杀。刘望之又因为直言规劝，和刘表不和，就弃官回家了。刘廙对刘望之说：“从前赵简子杀犊准、铎鸣，孔子驾车返回。现在兄长既然不能效法柳下惠的和光同尘，那就应该模仿范蠡迁居到远的地方。坐在这里等待死亡的时间，实在不可以啊！”刘望之没有听从，不久就被刘表杀害。刘廙心中恐惧，就逃奔向扬州投靠太祖。太祖征召他为丞相掾属，后转任五官将文学。文帝很器重他，让他交接、起草文书。刘廙上疏回答说：“臣刚开始身份尊卑之间界限，是礼节的规定。所以一味固守小小的礼节，不敢草草下笔。一定都像接受到严肃的任命，了解辛劳谦和的本意，而不看重出身的高低贵贱，而看重虽然清贫但正直的士人，如果能像郭隗不为燕昭王所轻视，献九九小术的人不被齐桓公忽略，那像乐毅这样的人就会自己来到，霸业也会因此兴盛。损失一个普通人的节操，成就宏大的基业，我虽然愚陋不机敏，又怎么敢推辞呢？”魏国刚建立的时候，刘廙担任黄门侍郎。

　　太祖在长安，想要亲自率军征讨蜀国，刘廙上疏说：“圣贤之人不会因为自己的智慧而看轻普通人，成就王业的人不会因为一个人而不听取建议。所以能成就流传千古基业的人，一定是从眼前的事物观察之后的事情，比独断专行的人考虑得更全面，向不如自己的人询问也不感到羞耻，也想要能广泛吸收他们的长处。况且，皮带、弓弦虽然不是能说话的物品，但圣贤门都用这些来自比。臣的才学智谋都很粗浅，希望能比作皮带、弓弦。过去乐毅能依靠弱小的燕国战胜强大的齐国，却不能依靠精简的士兵平定即墨的原因，就是在于为自己谋划的，即使人弱小但也坚固，认为要溃败的，即使强大也会失败。自从殿下出兵以来，已经三十多年，没有敌军不被攻破，没有强敌最后不服从。现在凭借天下的众多的士兵，百战百胜的威势，而孙权在吴国倚仗险要地势，刘备在蜀地仍旧不服从。外族之臣，比不上冀州的一个小兵，孙权、刘备的身份，也比不上袁绍当时的基业，但袁绍已经消亡，而孙权、刘备还没有战胜，不是因为我们现在力量弱小且智谋比以前武断。只是因为自强者和自溃者的形势地位转换了罢了。所以周文王征讨崇侯虎，三次都没有能攻克，就回来修养自身德行，然后降服了崇侯虎。秦国做为诸侯的时候，所征讨的地方一定都会降服，等到他兼并填写，登上帝位，百姓们的喊声却导致国家倾颓。这是将力量施加在外部，对内却不体恤百姓的原因。臣担心吴蜀两国虽然没有当时六国的实力，但是也不缺乏贤才，万一进攻会导致秦朝那样土崩瓦解的形势，这不能不深入思考啊。天下之事，有重大的收获，也会有重大的损失：观察形势对我有利而我把握机会，这就是重大的收获；形势对我不利也要去做，就会有重大损失。现在的计策，没有比观察各地的险要地势，选择一个要害之处固守，精选天下的士兵，随着情况每年更换更好的了。这样，殿下就能在宫中高枕无忧，专心于治国理政；推广农桑，推崇节俭，这样整治十年之后，就会国家富裕，百姓安乐了。”太祖就走到刘廙前面回答说：“不只是君主应该了解臣下，臣子也应该了解君主。现在你想让我作者推行周文王那样的德政，恐怕我不是这样的人。”

　　魏讽反叛，刘廙的弟弟刘伟被魏讽牵连，应该一同被诛杀。太祖下令说：“叔向没有因为弟弟羊舌虎犯罪而受牵连，这是古时的制度。”就破例宽宥他，没有追责，还提升他为丞相仓曹属。刘廙上疏谢罪说：“臣所犯的罪，应该夷灭宗族。但遇上天地英灵，碰上时气带来的好运，用不成功的方法来补救，使得宗族不至于灭亡；在冷掉的灰烬上生起烟火，枯死的树上生长出鲜花。万物不向天地表示回报，孩子不向父母表示生养的感谢，因为这些只能用生命证明，很那用笔陈述出来。”刘廙撰写了数十篇文章，还有他和丁仪共同讨论刑罚礼节，都流传到后世。文帝继位魏王，他担任侍中，赐封爵位为关内侯。黄初二年（221），刘廙去世。没有子嗣。文帝让他侄儿刘阜继承了他的爵位。

　　刘劭，字孔才，广平邯郸人。建安时担任过计吏，到了许都。太史上奏说：“正月初一将有日蚀。”刘劭当时在尚书令荀彧的居所，在座的有几十人，有的人说应该停止朝会，有人说应该推辞机会。刘劭说：“梓慎、裨灶都是古代优秀的太史，但他们在占卜吉凶时，也会错过天时。《礼记》中说诸侯一同觐见天子，到了宫门却不能完成朝见的礼节，有四个原因，日蚀就是一个。但是圣人制定法规，不因为异象而废止朝礼的，要么因为灾祸消除、转移，要么因为推测不正确。”荀彧认为他说得对。下令照旧朝会，也没有出现日蚀。

　　御史大夫郗虑征召刘劭，经过郗虑的举荐，刘劭被任命为太子舍人，后来调任秘书郎。黄初年间，他担任过尚书令、散骑侍郎。刘劭接受诏令汇集五经书籍，按照类别排序，编纂成《皇览》。明帝登基后，刘劭出京担任陈留太守，在当地推崇教化，百姓都称赞他。朝廷又征召他担任骑都尉，与议郎庾嶷、荀诜等制定法令条规，编写《新律》十八篇，撰写了《律略论》。后来升任散骑常侍。当时听说公孙渊接受了孙权赐封的燕王称号，商议的人想要将公孙渊的计吏扣留下来，并出兵讨伐他，刘劭认为“过去袁尚兄弟归附公孙渊的父亲公孙康，公孙康将他们斩了并将首级送给朝廷，是公孙渊的先祖对朝廷的中心。另外，传言的真假，还不能断定。古时圣贤求取处女之地，只修德政而不事征伐，是担心劳民伤财。应该对公孙渊表示宽宥，让他得以改过自新。”后来公孙渊果然斩杀了孙权的使者张弥等人并将首级送来。刘劭曾经撰写《赵都赋》，明帝很赞赏，下诏让他再写《许都赋》、《洛都赋》。当时魏国对外大兴军事，在内营造宫殿，刘劭做的两篇赋，都是讥讽劝谏这些情况的，

　　青龙年间，吴国包围了合肥，当时魏国将士都在分批休假，征东将军满宠上表请求中军派出援兵，并召集休假的将士，以集中兵力抵御吴军。刘劭在商议中认为“敌军刚来到，心志转移，士气旺盛。满宠带着较少的士兵在地区作战，如果立即进攻，不一定能取胜。满宠只要等待援兵，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我认为可以先派五千步兵，三千精锐骑兵，在大军之前出发，一边宣扬气势一边前进，展现我军气势。等骑兵到了合肥，就疏散队列，多加旌旗战鼓，在合肥城下展示兵力，将敌军引出来后，就断绝他们返回和运输粮食的道路。敌军得知大军前来，又有骑兵截断他们的后路，一定震惊恐惧而逃走，那就不需要交战也能攻破敌军了。”明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大军到合肥的时候，贼军果然撤退回去了。

　　当时明帝下诏，广泛地招揽众多贤人。散骑侍郎夏侯惠推荐刘劭说：“我见常侍刘劭，为人忠厚，思虑周全，做事情礼仪周全，凡是有各种行为，都是有根有据，所以官员们无论职位高低，他都能找出相似的地方自己加以斟酌学习。所以性情朴实的人佩服他的平和正直，内心清净的人敬慕他的淡薄谦让，精通文史的人赞赏他推测周祥，思想深刻的人知道他的思想严密，讲求道义的人了解他的深沉坚定，文才出众的人喜欢他的辞论文章，精通法度的人看重他删繁就简，善于谋划的人赞赏他思想明白细致，这些评价，都是因为他能选取适合自己所擅长的和他的某些才能相比较。臣多次听到他清谈，阅读他的著述，慢慢被他感染，佩服之情渐渐增长，实在是朝廷重要的人才啊。我认为像这样的人，应该辅佐机要大事，出谋划策，应该和国家的运势一起兴盛，这不是平常能见到的啊。希望陛下采纳下层意见，让刘劭能得到您的欢心，在您面前展示他的才干，那么您的贤德之声就会上达上天，您的光辉也会更加耀眼。”

　　景初年间(237～239)，刘劭接受诏令制定《都官考课》。刘劭上疏说：“官员们的考核，是国家重要的事情，但历代以来都不看重，所以国家法典有缺漏却没有弥补，因此官员的好坏和能力高低都混合在一起。陛下以才智出众的宏伟谋略，感伤国家法度的废弛，心中思索，对外明发诏令。臣深受浩荡皇恩，得以开始这项工作，制定了《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又撰写了一篇《说略》。臣才疏学浅，实在不足以明白地宣扬陛下旨意，编定这样的典章制度。”他又认为应该制定礼乐制度，以改变不好的风俗，并撰写了《乐论》十四篇，写完了还没来得及上呈，正赶上明帝驾崩，没有实行。正始年间，刘劭讲解经典，被赐爵位关内侯。他所撰写的《法论》、《人物志》之类的，共有一百多篇。刘劭去世后，朝廷追赠他为光禄勋。儿子刘琳继承了爵位。

　　跟刘劭同时期的东海郡的缪袭也很有才学，撰写了很多文章，做官到尚书、光禄勋。

　　缪袭的朋友，山阳郡的仲长统，汉朝末年担任过尚书郎，很早就去世了。著写了《昌言》，作词很好，可以反复阅读。

　　散骑常侍，陈留人苏林、光禄大夫，京兆人韦诞、陈郡太守，任城人孙该、郎中令，河东郡的杜挚等人也著写了文章辞赋，有很多流传后世。

　　傅嘏，字兰石，北地郡泥阳县人，是傅介子的后代。伯父傅巽，黄初年中任过侍中尚书。傅嘏刚成年的时候就很出名，司空陈群征召他为掾吏。当时散骑常侍刘劭正在制定《都官考课》，将事务布置到三府中。傅嘏质疑刘劭的言论说：“听说帝王 制度广大深厚，圣贤的道义深奥玄远，如果不是这方面的人才，道理也不会无缘无故产生，神明了解这个情况，所以将它托付在人的身上。如果出现国法倾颓并且很多年都没有恢复，下层民众的建议被淹没，经书典籍被损毁。为什么呢？是因为圣贤知道广大深远，而普通人的才能不能达到。刘劭的考核的说法，虽然想要按照前代对官员升降的条文，但这些制度很多已经缺失损毁。留存下来的关于礼仪的记载，只有周典，里面对外封定侯伯，以护卫王室，在朝中设置百官，完善治﹑教﹑礼﹑政﹑刑﹑事六种职事，土地有一定的税赋，官员有一定的准则，百官各司其职，百姓各安其业，所以考核的成绩就能比较，那官员的升降任免也就简单了。大魏朝延续百王时代，继承秦朝、汉朝的威烈，各种制度没有不整理采纳的。自从建安年间以来，一直到青龙年间，帝王们拨乱反正，奠定基业，延续国运，扫除奸凶，消灭余寇，战旗飘扬，每天都很繁忙。等到治理国家，平定外族，权术和律法一同使用，文武百官，军国大事的任免不拘小节，按照情况来安排，以符合政务安排。用古代的制度放到现在来实行，事情繁多，内容不同，很难相通。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制度的建立应该考虑长远，也许并不贴近当前的现实，律法的制定应该符合实际情况，不一定能流传到后代。设置官职，调整职位，管理百姓，是建立根本；根据实际情况考察官员，纠正旧的规章制度，这是治理末梢。根本还没有建立却先治理末梢，制度还没有修订，治国政策还没有完善就先考核官员，担心不能分辨贤能和愚陋的区别，明确智愚或善恶的道理。过去先王们选拔人才，一定是要品德在州郡间有名，在学校中讲解道义，行为正直的称为贤人，道德修养好的称为能人。然后百姓们将贤能之人举荐给先王，先王接纳他们，选取贤德的人，让他出京做官得以成长，选取能人，让他们入朝处理政事，这是先王招揽贤才的办法。现在天下的百姓，来到京城，但没有州郡的举荐，朝廷选拔人才的职务，专门委任给吏部。按照德行，那不一定具有实际的才干，授予官职的高低也未必和他的德行相符，这样的话，那官吏的考核，也不能竭尽人才。纵观陈述国家律法制度，内容广，意义深，很难说得详细。”

　　正始初年，傅嘏担任尚书郎，又升任黄门侍郎。当时曹爽主管政事，何晏担任吏部尚书，傅嘏对曹爽的弟弟曹羲说：“何晏为人表面清静，但内心钻营取巧，贪财好利，不想着致力于根本。我担心他一定会先迷惑你们星弟，那仁德的人就会远离，朝政也会被荒废了。”何晏等人于是就和傅嘏产生了嫌隙，抓住一点小事就罢免了傅嘏的官职。后来傅嘏在家中被起用为荥阳太守，他没有赴任。太傅司马宣王延请他担任从事中郎。曹爽被诛杀后，傅嘏担任河南尹，又升任为尚书。傅嘏经常认为“秦朝开始废除诸侯制度，设置太守，按照官位设立职务，和古代不相同、汉朝、魏朝沿袭这一做法，一直到今天。但是儒生学者，都想要把夏商周三代的礼节综合起来，但是礼节制度宏大深远，不符合现在的形势，各种事情也会和制度相违背，名不副实，所以历代以来之所以没有能达到盛世的原因，大概就是这样了。想要大幅度更改官吏制度，应该按照古代的做法从根本上整顿，但现在王室多难，还没有能改变。”

　　当时有人商议想要征讨我国，几次征求建言献策，都不一样。明帝诏令傅嘏谈论，傅嘏回答说：“过去吴王夫差讨伐齐国战胜晋国，威势横行中原地区，但最终还是在姑苏有了灾祸；齐闵王兼并土地，拓展疆界，开辟了千里的国土，但自己也最后身死。所以有开始不一定有善终，是古代的明证。孙权自从攻破关羽兼并荆州，志向远大，洋洋自得，穷凶极恶，所以宣文侯努力谋划宏图伟业。现在孙权已经死了，将儿子托付给诸葛恪。如果他矫正孙权的保证，废除他虐害百姓的政策，百姓免于水深火热，能在新政策之下生活，国内外一同考虑，怀有处在同一条船上的恐惧，即使不能最终保全自己，但也足以让吴国在长江以南继续存在了。但商议的人有人想要乘船径直渡江，在水面上排列开来；有人想要兵分四路，一起进攻吴国的城池；有人想要大规模屯田，观察形势再行动：这些都是攻取敌军的通常的办法。但自从我治理军务以来，也有三年了，我军不是能趁人不备袭击的部队。而贼人做为敌寇，将近六十年了，君臣虽然是伪立的，但患难与共，又损失了将帅，上下都担忧危急，把战船排列在重要的渡口，凭借险要坚守城池，我军想要将战船排列在江面上的计策，还是很难成功的。只有在边境一边大规模屯田一边进军，使后方稳固。出兵时要先发布告示，表明进攻时不侵犯百姓；能安坐食用储备的多年的粮食，不需要运输的将士；抓住机会讨伐敌军，不需要花费原来的时间与精力：这是军事上的当务之急。过去樊哙希望能带十万大军横行匈奴，季布当面指出他的不足。现在我军想要渡过长江，进入敌军的地盘，也像那时候一样。不如先制定法规，操练士兵，在必胜的局面下制定计策，挥舞长鞭以抗击敌军余党，这是一定会成功的。”后来吴国的大将诸葛恪破东关后，乘着威势，宣称要进军青州、徐州，朝廷急忙做好准备。傅嘏认为“淮海地区不是敌军轻易选择的路线，还有当年孙权派兵出海，遇上大浪，船只倾覆，几乎没有幸存者，诸葛恪怎么敢倾尽根本，将众多的将士性命交托在海上，以求侥幸不被淹没呢？诸葛恪不过是派熟悉水军的偏将，带领小部分人马从海上沿着淮水逆流而上，表示要攻打青州、徐州，诸葛恪自己率军进攻淮南罢了。”后来诸葛恪果然想要夺取新城，但没有能攻克，就撤退了。

　　傅嘏时常谈论才能与性格的关系，钟会把它们集中起来然后评论。嘉平末年，傅嘏被赐爵关内侯。高贵乡公曹髦即位，他又被晋封为武乡亭侯。正元二年(255)春，毋丘俭、文钦作乱。有人认为司马景王不应该自己率军征讨，可以派太尉曹孚前去，只有傅嘏和王肃劝说司马景王。司马景王就出发了，任命傅嘏为尚书仆射，留守京城。后来毋丘俭、文钦之乱战败，傅嘏也有出谋划策。等到司马景王去世，傅嘏和司马文王径直返回洛阳，司马文王就让他辅佐朝政。这件事在《钟会传》中另有记载。钟会因此有自傲的神色，傅嘏告诫他说：“您的志向大于您的才能，所以功业难以成就，难道能够不慎重吗？”傅嘏因为功劳被进封为阳乡侯，增加食邑六百户，连带以前的一共一千二百户。傅嘏在这一年去世，当时四十七岁，朝廷追赠为太常，谥号为元侯。他的儿子傅祗继承了他的爵位。咸熙年间，朝廷开始设立五等爵位制度，因为傅嘏在前朝有很大功劳，改封傅祗为泾原子。

　　评曰：过去文帝、陈思王以公子的尊贵身份，喜好文学，跟他们相似的人都互相呼应，一时有才学的士人都涌现出来，至于王粲等六人最为著名。而王粲处在常伯的官位上，制定一代的规章制度，但他的恬淡虚静，为人的气量，还比不上徐幹那样纯粹。卫觊也因为知道很多古代典故，而给当时的君主建立制度规章。刘劭饱览群书，但文学才能比较普通。刘廙因为能明察事情而出名，傅嘏因为才能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