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

　　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牵课乏气，则无风之验也。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能鉴斯要，可以定文，兹术或违，无务繁采。

　　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干，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公干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夫翚翟备色，而翾翥百步，肌丰而力沈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昼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若骨采未圆，风辞未练，而跨略旧规，驰骛新作，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岂空结奇字，纰缪而成经矣？《周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盖防文滥也。然文术多门，各适所好，明者弗授，学者弗师。于是习华随侈，流遁忘反。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能研诸虑，何远之有哉！

　　赞曰∶

　　情与气偕，辞共体并。文明以健，珪璋乃聘。

　　蔚彼风力，严此骨鲠。才锋峻立，符采克炳。

　　《风骨》是《文心雕龙》的第二十八篇，论述刘勰对文学作品的基本要求。

　　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说明风骨的必要性。所谓“辞之待骨”，就是指文辞的运用必须有骨力；“情之含风”，则指思想感情的表达，要有教育作用。总的要求是：“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即文辞方面要准确不易，教育作用要丰富有力。其次说明没有风骨的作品的弊病。最后举潘勖和司马相如的文章为例，分别说明辞句和内容的感人力量。

　　第二部分首论文气，从曹丕、刘桢等人的论述，说明“气”的重要。这个“气”，指作家的气质体现在作品之中而形成的文章特色，因此，和本篇所讲的“风”有着密切联系。次论风骨和文采的关系，认为风骨和文采兼备，才是理想的完美作品。

　　第三部分讲怎样创造风骨。刘勰认为，必须学习经书，同时也参考子书和史书，进而创立新意奇辞，才能使作品“风清骨峻”，具有较强的感染力量。只强调向书本学习而忽视现实生活的重要作用，这是刘勰论风骨的局限。

　　风骨和风格有一定联系，却又有显著的区别。正如本篇的“赞”中所说：“情与气偕，辞共体并。”作为情与辞的最高要求的风骨，和作者的情志、个性是有其必然联系的，但风骨并不等于风格。因为风格指不同作家的个性在作品中形成的不同特色，风骨则是对一切作家作品的总的要求。

　　刘勰的风骨论，是针对晋宋以来文学创作中过分追求文采而忽于思想内容的倾向提出的，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都有一定的影响。

　　（一）
　　《诗经》具备“六义”，第一项是“风”；这是进行教化的根源，同作者的情志和气质是一致的。所以作者内心兴感而要抒发时，就应该先注意风教的问题；而在考虑怎样用文字来表达时，就应该先注意到骨力。文字应该有骨力，就好比身体必须树立骨架一样；情感要能起教化作用，就像人都具有某种气质似的。文辞如写得整饬准确，文章便有了骨力；能表达出作者昂扬爽朗的意志和气概，文章便能起明显的感化作用。假使辞藻虽繁多，但风教作用不大而骨力软弱，那么文采必将黯淡无光，音节也难于动人。所以在构思谋篇之前，便须充分培养自己的气质，做到辞句有力而内容充实，作品方能放射出新的光彩。这对于写作所起的作用，就像猛禽运用翅膀一样。所以，懂得怎样使文章有骨力的作者，文辞一定选择得精当；懂得怎样使文章有教化作用的作者，思想感情必然能抒写得显豁。文字运用得准确而不能改易，作品发生的影响牢固而没有止境：这就是讲究风教与骨力的功效。如果内容本来不多而辞句过于拖沓，文章写得杂乱而缺乏条理，这是没有骨力的表现；如果思想不周密，内容枯燥而文章的气势不足，这是无益于教化的说明。从前潘勖写《册魏公九锡文》，企图学习经典的文辞，使别人都不敢下笔了，那是由于文辞骨力的高超；司马相如写《大人赋》，被称为有“凌云之气”，蔚然成为赋家的宗匠，那是由于它具有巨大的感染力量。若能看到这些重要问题，就可以从事写作了；假使违背这些基本法则，就不要徒然追求文采的繁多。

　　（二）
　　因此，曹丕曾说：“文章的气势随作者的气质而定，气质或刚或柔的主要倾向，那是勉强不来的。”所以他评论孔融时就说：“他的风格特色是很卓越的。”他评论徐幹时却说：“常常有齐地的特点。”他评论刘桢时又说：“有俊逸的特点。”刘桢也说过：“孔融很杰出，的确具有不平常的特色；他的创作中的优点，别人很难超过。”这些话都是重视作者气质和文章气势的意思。野鸡有着不同色彩的羽毛，但最多只飞一百步，那是由于肌肉过多而力量缺乏。老鹰没有什么彩色，却能一飞冲天，那是由于骨骼强壮而气概雄健。创作的才华和能力，也和这差不多。如果文章写得既在内容上能起风教作用，而又在文句上富有骨力，但是缺少辞采，那好像是飞集文坛的老鹰；如果只有辞采而缺乏教化作用和骨力，就恰像文坛上乱跑的野鸡。只有既具备动人的辞采，又富于感化作用和骨力的作品，才算是文章中的凤凰。

　　（三）
　　如果学习经书的典范来写作，同时也参考子书和史书的写作方法，并深知文学创作的发展变化情况，详悉各种文章的体势；然后才能产生新颖的意思，锤炼出奇特的文辞来。明确了各种文章的体势，就能意思新颖而不紊乱；懂得了创作的继承和革新，就能文辞奇特而无瑕疵。假如文章的骨力和文采既配合得不圆满，风教作用和辞藻也联系得不恰切，却想摆脱掉原有的规范，追求新的写作技巧，那么即使得到巧妙的文意，也常常会失败。难道徒然用些奇特的字句，就错误地算作正常的做法了吗？《尚书·毕命》中说：“文辞应该抓住要点，不能一味追求新异。”这是为了防止文辞的浮滥。不过写作手法不止一种，各人有自己所喜爱的；所以优秀的作家也难于传授给别人，学习写作的人也没法向别人领教。后人渐渐地走上华侈的道路，越走越远而不想回头。如果能够确立正当的写作方式，使文章写得又明畅又有力，那么风教作用既明显，文辞骨力又高超，全篇都能发射出光芒来了。只要研讨上述这些问题，写作的成功是不会太远的。

　　（四）
　　总之，作家的思想感情和气质是相配合的，文辞和风格也是统一的。文章必须写得明畅而有力，才能像珍贵的玉器那样为人所重视。既要求起更大的教化作用，还要能增强文辞的骨力；这样才能体现作家的高才，使作品的风教和骨力密切结合而发出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