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宏奥，包韫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

　　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义取其贞，无疑于夷禽；德贵其别，不嫌于鸷鸟；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也。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锡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类教诲，蜩螗以写号呼，浣衣以拟心忧，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义也。至如“麻衣如雪”，“两骖如舞”，若斯之类，皆比类者也。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纷纭杂遝，倍旧章矣。

　　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宋玉《高唐》云∶“纤条悲鸣，声似竽籁”，此比声之类也；枚乘《菟园》云∶“焱焱纷纷，若尘埃之间白云”，此则比貌之类也；贾生《鵩赋》云∶“祸之与福，何异纠纆”，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箫》云∶“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声比心者也；马融《长笛》云∶“繁缛络绎，范蔡之说也”，此以响比辩者也；张衡《南都》云∶“起郑舞，茧曳绪”，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类，辞赋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至于扬班之伦，曹刘以下，图状山川，影写云物，莫不织综比义，以敷其华，惊听回视，资此效绩。又安仁《萤赋》云“流金在沙”，季鹰《杂诗》云“青条若总翠”，皆其义者也。故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若刻鹄类鹜，则无所取焉。

　　赞曰∶

　　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

　　拟容取心，断辞必敢。攒杂咏歌，如川之澹。

　　《比兴》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六篇，专论比、兴两种表现方法。赋、比、兴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重要传统。对于赋，刘勰在《诠赋》篇已结合对辞赋的论述讲到一些。本篇只讲比、兴，除二者关系较为密切外，也说明刘勰认为在艺术方法上，比、兴两法更值得探讨和总结。对比、兴的理解，历来分歧甚大。刘勰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意见对比、兴传统方法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

　　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刘勰自己对比、兴的理解：比是比附，是按照事物的相似处来说明事理；兴即兴起，是根据事物的隐微处来寄托感情。这基本上是对汉人解说的总结。刘勰又说：“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托）讽。”把比、兴方法和思想内容的表达密切联系起来，这是刘勰论比、兴的重要发展。第二部分从《诗经》、《楚辞》中举出一些实例，进一步说明比、兴在具体创作中的运用，以及汉魏以来多用比而少用兴的变化情况。因为汉晋期间用比的方法更为频繁，所以，第三部分专论比的运用。刘勰用大量例证说明，比可以用来比声、比貌、比心、比事等；总的要求是“以切至为贵”。汉魏以来“日用乎比，月忘乎兴”，在文学创作中也取得了“惊听回视”等艺术效果，但刘勰对忽视兴的倾向是不满的，所以说这是“习小而弃大”。

　　刘勰对比、兴两法的运用，提出一个重要的要求，是在全面观察了事物的基础上“拟容取心”。比拟的是事物的形貌，但不应停留在形貌的外部描写上，而必须提取其精神实质；也就是说，要通过能表达实质意义的形貌，来抒写作者的思想感情。只有这样，才能“斥言”、“托讽”，以小喻大。

　　（一）
　　《诗经》里边的作品，体大思精；其中包含着风、赋、比、兴、雅、颂六项。在毛亨作《诗训诂传》时，特别提出“兴”来；岂不是因为《诗经》兼用赋、比、兴三种方法，“赋”乃直陈，“比”为明喻，而“兴”却隐约难懂吗？所以，“比”是比附事理的，而“兴”是引起情感的。比附事理的，要按照双方相同处来说明事物；引起情感的，要依据事物微妙处来寄托意义。由于引起情感，所以“兴”才能成立；由于比附事理，所以“比”才能产生。用比的方法，是作者因内心的积愤而有所指斥；用“兴”的方法，是作者以委婉譬喻来寄托讽刺。为了适应不同场合的不同意义，所以《诗经》作者的情志就有两种表现方法。

　　（二）
　　试看用“兴”来寄托讽喻，常常是婉转而善于表达；表面上说的是小事，但譬喻的意义却很广泛。例如《诗经》中的《周南·关雎》所说的雎鸠是雌雄有别的鸟，所以用作引起周王后妃的“兴”；《召南·鹊巢》所说的鸤鸠有贞静专一的品德，所以用作引起诸侯的夫人的“兴”。既然有取于贞静，那就不在乎是否平凡的飞禽；同样，既然取其雌雄有别，自然不管是否健猛的鸟。这些诗句虽然明确，但表达得不够明显，所以还有待于注解来发挥。至于“比”是什么呢？那是描写事物来比附某种意义，用鲜明的形貌来说明事理。例如《诗经》中的《卫风·淇奥》以金和锡来比喻美德，《大雅·卷阿》以名贵的玉器来比喻贤人，《小雅·小宛》以蜂育螟蛉来比喻教养后辈，《大雅·荡》以蝉叫比喻酒后喧哗，《邶风·柏舟》以衣服未洗来比喻心情忧郁，又以心非床席可卷来比喻立志不变：这些相切合的形象，就是“比”的方法。还有《曹风·蜉蝣》说，“麻衣洁白如雪”；《郑风·大叔于田》说，“驾在车两旁的马，走起来像舞蹈一般”：这些也都是“比”一类的。后来楚顷襄王听信坏人的挑拨，屈原却忠君爱国，他继承《诗经》的优良传统而写作《离骚》，其中讽刺是兼用“比”、“兴”两种方法的。汉代文风虽盛，但作家们却卑躬屈节，所以《诗经》讽刺的传统中断，而“兴”的表现方法也就不存在了。这时赋和颂很兴盛，“比”的运用风起云涌，越来越多，和过去的法则不一样了。

　　（三）
　　“比”的方法，在譬喻上没有一定：或者比声音，或者比形貌，或者比心情，或者比事物。宋玉《高唐赋》说：“风吹细枝，发出悲声，好像吹竽似的。”这是比声音的例子。枚乘《菟园赋》说：“众鸟飞得极快，好像白云中几点尘埃。”这是比形貌的例子。贾谊《鵩鸟赋》说：“灾祸和幸福的互相联系，同绳索绞在一起有什么区别？”这是以事物比道理的例子。王褒《洞箫赋》说：“箫声柔婉润泽，好像慈父抚育儿子似的。”这是以声音比心情的例子。马融《长笛赋》说：“音节繁多而连续，好像范雎、蔡泽的游说。”这是以声音比辩论的例子。张衡《南都赋》说：“开始了郑国的舞蹈，好像剥茧抽丝似的。”这是以事物比舞姿的例子。诸如此类，辞赋里很多。作者天天用“比”的方法，久而久之就忘记了“兴”；他们习惯于次要的，而抛弃了主要的，所以作品便不及周代。至于扬雄、班固诸人，以及曹植、刘桢以后的作家们，描写山水云霞，无不运用“比”的方法来施展文采；其所以能写得动人，主要依靠这种方法取得成功。又如潘岳《萤火赋》说：“萤光好像沙中金粒似地闪烁。”张翰《杂诗》说：“青枝好像聚集着翠鸟的羽毛。”这也是“比”的方法。这类例子虽多，总以十分切合为佳。如果把天鹅刻划成家鸭，那就没有什么可取的了。

　　（四）
　　总之，《诗经》的作者运用“比”、“兴”方法，是对事物进行了全面观察。作者的思想和比拟的事物，虽像胡越两地相距极远，但应使它们像肝胆一样紧密结合。比拟事物的外貌，要摄取其精神实质，这是写作中必须努力争取的。把形形色色的事物写进诗篇，就汇合成滔滔奔流的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