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

　　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始正而末奇，内明而外润，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矣。

　　彼波起辞间，是谓之秀。纤手丽音，宛乎逸态，若远山之浮烟霭，娈女之靓容华。然烟霭天成，不劳于妆点；容华格定，无待于裁熔；深浅而各奇，穠纤而俱妙，若挥之则有馀，而揽之则不足矣。

　　夫立意之士，务欲造奇，每驰心于玄默之表；工辞之人，必欲臻美，恒匿思于佳丽之乡。呕心吐胆，不足语穷；锻岁炼年，奚能喻苦？故能藏颖词间，昏迷于庸目；露锋文外，惊绝乎妙心。使酝藉者蓄隐而意愉，英锐者抱秀而心悦。譬诸裁云制霞，不让乎天工；斫卉刻葩，有同乎神匠矣。若篇中乏隐，等宿儒之无学，或一叩而语穷，句间鲜秀，如巨室之少珍，若百诘而色沮：斯并不足于才思，而亦有愧于文辞矣。

　　将欲征隐，聊可指篇∶古诗之离别，乐府之长城，词怨旨深，而复兼乎比兴。陈思之《黄雀》，公干之《青松》，格刚才劲，而并长于讽谕。叔夜之《赠行》，嗣宗之《咏怀》，境玄思澹，而独得乎优闲。士衡之疏放，彭泽之豪逸，心密语澄，而俱适乎壮采。

　　如欲辨秀，亦惟摘句“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意凄而词婉，此匹妇之无聊也；“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志高而言壮，此丈夫之不遂也；“东西安所之，徘徊以旁皇”，心孤而情惧，此闺房之悲极也；“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气寒而事伤，此羁旅之怨曲也。

　　凡文集胜篇，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并思合而自逢，非研虑之所课也。或有晦塞为深，虽奥非隐，雕削取巧，虽美非秀矣。故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润色取美，譬缯帛之染朱绿。朱绿染缯，深而繁鲜；英华曜树，浅而炜烨。隐篇所以照文苑，秀句所以侈翰林，盖以此也。

　　赞曰∶

　　文隐深蔚，馀味曲包。辞生互体，有似变爻。

　　言之秀矣，万虑一交。动心惊耳，逸响笙匏。

　　《隐秀》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篇，论述“隐秀”在文学创作中的意义和如何创造“隐秀”问题。

　　所谓“隐”，和后来讲的“含蓄”义近，但不完全等同。刘勰所说的“隐”，要有“文外之重旨”、“义生文外”，这和“意在言外”相似。但“隐”不是仅仅要求有言外之意，更重要的还在“隐以复意为工”，就是要求所写事物具有丰富的含意，这和古代“辞约旨丰”、“言近意远”之类要求有密切联系。因此，“隐”就不是含蓄不露所能概括的了。此外，刘勰主张的“隐”，不只是对作品内容的要求，也包括对形式方面的要求：“伏采潜发”、“深文隐蔚”。必须“深文”和“隐蔚”密切结合起来，才能产生“余味曲包”以至光照文苑的艺术效果。所谓“秀”，就是“篇中之独拔”的文句，基本上承陆机“一篇之警策”的说法而来，和后世的“警句”相近。无论“隐”和“秀”，刘勰都主张“自然会妙”，而反对“晦塞为深”、“雕削取巧”。这和他在全书的一贯主张是一致的。

　　本篇所论，接触到文学艺术的一些重要特征，也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有着重要影响。可惜其中部分缺文为明人所补，补文的真伪尚有问题，因此，要全面研究刘勰的“隐秀”论，还有待对补文的真伪做进一步的考证。

　　从“始正而末奇”到“朔风动秋草”句的“朔”字共四百余字，都是补文。此外，还有几处或缺或补的句子，可疑的还不少。所缺四百多字的一整段，从现存《文心雕龙》最早的刻本——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本，到明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以前的各种刊本，都没有。到明末（公元1614年）钱功甫得阮华山宋本，才抄补了这四百字。现存补有这四百字的最早刻本，是明末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梅庆生第六次校定本。后因流传较广的黄叔琳注本（刻于公元1833年）也补入这四百字，补文便得以广泛流传。首先提出补文为明人伪作的是纪昀。其后，黄侃、范文澜、杨明照诸家，都断定其为伪托。詹锳于1979年发表《（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的真伪问题》（见《文学评论丛刊》第二辑》）提出异议，认为所补为真。这是个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的问题。现在仍把原文和补文一并译注出来，一是因黄叔琳本流行较广，对一般读者来说，或有必要；同时也为广大读者研究这问题提供方便。

　　（一）
　　文学创作的运思活动无边无际，作品的内容也就变化无穷。源远就流长，根深就叶茂，所以优秀的作品，有“隐”、“秀”两种特点。所谓“隐”，就是含有字面意义以外的内容；所谓“秀”，就是作品中特别突出的句子。“隐”以内容丰富为工巧，“秀”以卓越独到为精妙：这是古代作品创造的美绩，作者才华的集中反映。“隐”的特点，是意义产生在文辞之外，含蓄的内容可以使人触类旁通，潜藏的文采在无影无形中生发，这就如同《周易》卦爻的“互体”变化，也好似江河之中有珠玉蕴藏，“互体”和爻位的变化，就形成《周易》中的四种卦象；珠玉潜藏在水中，就引起方圆不同的波澜。这种作品初读起来感到正常，最后才发现它的奇妙；其含意明确，表现形式却很圆润：这就使人玩味无穷，百读不厌了。“秀”的特点，就如文辞中涌出的波峰。它像纤丽的手奏出佳音，表达了宛然在目的超逸情态；又若远山漂浮的云烟，像美女妆饰的容貌。但云烟乃自然形成，不须人工妆点；人的容颜形貌有定，也无须强加修饰。天然的云烟，或深或浅都各有奇态；天生的容颜，浓妆淡抹都各得其妙。如能发扬其天然，就奇妙有余；要是加以雕饰，就反而奇妙不足了。

　　（二）
　　作者在立意上，力求创造奇特，常常在沉静中进行极度地深思；在创造工巧的文辞上，一定要达于尽善尽美，经常沉迷在美好的辞藻中思索。作者苦思呕出了心胆，还不足说明其用心的艰难；说成年累月地熬炼，又怎能形容其写作的困苦？这样写来，就可把独特的意义潜藏在文辞之中，而使平庸的读者迷惑不解；显露于文辞之外的锋芒，使高明的读者惊叹叫绝。性格醖藉的人，读到含蓄之处十分满意；性格明锐的人，读到独特的句子非常喜悦。如果描写云霞，并不逊色于自然之美；刻绘花草，也无异于神力的巧匠了。要是作品缺乏含蓄，就像老书生没有学识，有的读之一目了然；如果没有突出挺拔的句子，就像富贵之家缺少珍宝，有的细加推敲便黯然失色：这都由于作者才力不足，也有愧于从事文学创作。要想证验含蓄，可以举出几篇例证：如《古诗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乐府古辞的《饮马长城窟行》，都写得文词哀怨，意旨深厚，并且兼用比兴方法。又如曹植的《野田黄雀行》，刘桢的《赠从弟》，都写得格调刚健，才力雄劲，并长于婉转曲折地进行讽谏。嵇康的《□□》，阮籍的《咏怀》，境界深远，思想淡泊，独具清闲高逸的情趣。陆机的《□□》，陶渊明的《□□》，心思细密，语言明净，都创造了富丽的文采。要想辨别秀句，也只有选取一些例句：如“常常害怕秋天到来，凉风驱散了炎热的天气”，情意悲伤而文词婉转，这是写一个普通妇女的哀愁心情。“在河边洗着长长的帽带，想到你的远离而忧思无尽”，情意高远而言辞有力，这是抒发大丈夫不顺意的心情。“深夜不眠，或东或西，何处可去？只得在原地徘徊，游移不定”，心情孤寂而畏惧，这是写闺中妇女极度悲伤的感情。“寒冷的北风翻卷着秋草，边塞的战马怀念着家乡”，气氛凄凉而其事感伤，这是写戍卒久留他乡的哀怨之作。

　　（三）
　　大凡一个集子最优秀的作品，还不到十分之一；一篇文章中最突出的句子，也只有百分之二：这种极少的篇章和秀句，都是思考得当而自然形成，并不是苦心推究得来的。有的以隐晦不顺畅为深奥，虽然深奥但不是含蓄；有的以刻意雕琢求得工巧，虽然工巧但不是秀句。由此可见，自然形成的巧妙，就如草木闪耀着光华；由修饰文辞而造成的美好，就像丝绸染上了红绿彩色。大红大绿染成的丝绸，颜色很浓而过分鲜艳；光华闪耀于草木，颜色浅淡而光彩明丽：含蓄的篇章之所以能照亮文坛，独特的秀句之所以能光大艺苑，就是这个原因。

　　（四）
　　总之，深厚的作品富有不显露的文采，包含着婉转曲折的无穷余味。这种文辞也像《周易》中卦爻的变化，可以产生其义无常的“互体”。独特挺拔的秀句，要千思万虑中才有一句。这种惊心动魄的句子，如奏匏笙，高超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