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论士，方之梓材，盖贵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朴斫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杇附。而近代词人，务华弃实。故魏文以为∶“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韦诞所评，又历诋群才。后人雷同，混之一贯，吁可悲矣！

　　略观文士之疵∶相如窃妻而受金，扬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修廉隅，杜笃之请求无厌，班固谄窦以作威，马融党梁而黩货，文举傲诞以速诛，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轻锐以躁竞，孔璋傯恫以粗疏，丁仪贪婪以乞货，路粹餔啜而无耻，潘岳诡祷于愍怀，陆机倾仄于贾郭，傅玄刚隘而詈台，孙楚狠愎而讼府。诸有此类，并文士之瑕累。文既有之，武亦宜然。

　　古之将相，疵咎实多。至如管仲孝窃，吴起之贪淫，陈平之污点，绛灌之谗嫉，沿兹以下，不可胜数。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况班马之贱职，潘岳之下位哉？王戎开国上秩，而鬻官嚣俗；况马杜之磬悬，丁路之贫薄哉？然子夏无亏于名儒，浚冲不尘乎竹林者，名崇而讥减也。若夫屈贾之忠贞，邹枚之机觉，黄香之淳孝，徐干之沉默，岂曰文士，必其玷欤？

　　盖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盖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鲁之敬姜，妇人之聪明耳。然推其机综，以方治国，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彼扬马之徒，有文无质，所以终乎下位也。昔庾元规才华清英，勋庸有声，故文艺不称；若非台岳，则正以文才也。文武之术，左右惟宜。郤縠敦书，故举为元帅，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

　　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质，豫章其干；攡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

　　赞曰∶

　　瞻彼前修，有懿文德。声昭楚南，采动梁北。

　　雕而不器，贞干谁则。岂无华身，亦有光国。

　　《程器》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九篇，主要是论述作家的道德品质问题，反对“有文无质”而主张德才兼备。

　　本篇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论作家注意品德的必要。刘勰以木工制器为喻，说明不应只顾外表的美观而“务华弃实”；对文人无行的偏见，刘勰深表不满。

　　第二部分历举司马相如等十六个作家在品德上的缺点，批评了他们的道德败坏、贪婪无耻；同时又举出屈原和六个作家忠君爱国、机敏警觉的优良品质，一以说明并不是所有作家都有毛病，一以暗示后代作者应该向屈原等人学习。此外，还附带谈到管仲等七个古代将相，其品德上的毛病也不小，不过因为他们的地位较高而为人们所原谅罢了。

　　第三部分进一步提出，作者不但应注意道德品质，还要通晓军政大事。不过关于政治修养和文学创作的关系，这里未从理论上加以论述，而着重强调文人要兼通文武政事，不要只做“有文无质”的空头文人。

　　第四部分提出刘勰所理想的作家，是要有文有质、德才并茂，能够进可堪当军国重任，退可保持独善而垂文后世。

　　《程器》篇从品德方面来评论作家，是刘勰作家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对“务华弃实”，是贯穿全书的基本思想之一，本篇则是从正面来论述“实”的必要性。刘勰虽然是以封建道德观念来评论作家、要求作家的，但从本篇所褒所贬的具体内容来看，在上层社会道德败坏的齐、梁时期，大都是有益于时的。在文学创作上，针对“近代词人，务华弃实”的实际情况，强调“有懿文德”，要求“摛文必在纬军国”等，对挽救当时颓废的创作风气，就更有必要。

　　纪昀说：“观此一篇，彦和发愤而著书者。……彦和入梁乃仕，故郁郁乃尔耶？”这是有道理的。刘勰写此书时尚未出仕，正值“待时而动”之际，他主张作家要能“纬军国”、“任栋粱”等，显然和他自己对当时现实抱有一定幻想而跃跃欲试有关。正因如此，本篇所论，透露了刘勰自己的一些重要思想，是研究刘勰思想的一篇重要资料。

　　（一）
　　《尚书·梓材》中讲到人材，比之于工匠把木料做成器具，是要兼有实用和美观两个方面。所以，木材经过砍削制成器具之后，还要涂上红漆，筑成墙垣之后还要加以涂饰。可是后来的作家们，常常只讲求外表，不顾实际，所以曹丕认为：“历代文人常常不注意小节。”韦诞评论作家，也对文人多有指责。后人随声附和，以为文人都不注意细节。唉！这真太可悲叹了。

　　（二）
　　现在大略地考察一下作家的毛病：司马相如曾偷情又受贿，扬雄贪酒又失算；冯衍为人不够正派，杜笃向官府求索没有个完；班固献媚窦宪而作威作福，马融做梁冀的爪牙而又有贪污行为；孔融因过于傲慢召致杀头，祢衡也由于态度狂放而丧命；王粲不庄严却急于做官，陈琳无知而过于粗疏；丁仪贪财爱货，路粹厚着脸皮讨吃喝；潘岳参与对愍怀太子的谋害，陆机逢迎贾谧、郭彰等权贵；傅玄刚愎狭隘而谩骂官府，孙楚险恶执拗而爱打官司。诸如此类，都是作家中存在的缺点。文人有过失，武夫也如此。古代的将军、宰相们，毛病同样不少：如管仲的偷盗，吴起的贪财好色，陈平的家庭生活有污点，周勃、灌婴都曾挑拨妒忌他人等。由此以后，例子多得数不完。如孔光身为西汉宰相，尚且献媚于董贤；何况班固、马融和潘岳等低微的官吏呢？王戎是西晋的开国大臣，尚且卖官鬻爵，不少人对他议论纷纷；何况司马相如、杜笃这种穷困的文人，丁仪、路粹之类卑微的小人呢？但孔光虽有毛病，却无损他仍是有名的儒者；王戎虽有丑闻，也影响不了他仍是竹林之“贤”：这就由于他们名位较高，减少了人们的讥讽。至于屈原、贾谊的忠君爱国，邹阳、枚乘的机敏警觉，黄香的至孝，徐幹的安于贫贱等，品德高尚的作家也不少，怎能说一切作家都必有过失呢？

　　（三）
　　人具有各种才性，各有不同的优缺点，除非圣贤，很难责备求全。但是将军、宰相因地位高而被原谅，作家则因地位低而常被指责：这缘故就如大江大河能汹涌奔腾而畅通无阻，小沟小水则千曲百折而障碍重重。人的名誉大小，固然如此；职位的高低，也是有原因的。人材是否被重用，要看能不能治事，鲁国的敬姜，不过是个聪明的妇女，却能推论织机的道理，来比喻国家大事。哪有大丈夫专心于文艺，就可不懂得政治呢？像扬雄、司马相如等人，只会写作而没有政治上的实际才能，所以最终地位也不高。从前庾亮很有才华，由于功勋卓著而有声望，因而他的写作才能反不为人所称扬；如果他不是做了高官，也会因文才而得名。文才武术，是可以兼备的。春秋时的卻縠就爱读古书，所以用为将帅；难道爱好文墨就不能精通武艺吗？孙武的《兵法》，文笔也很美好；怎能说学习武艺就可不通文墨呢？

　　（四）
　　所以一个理想的作家，应该具备良好的才德，等待适当的时机而行动，做出一番事业。因此，必须注意修养，以求充实其才德于内，散发其华采于外；要像楩木、楠木的坚实，像枕木、樟木的高大。写作必须有助于军政大事，出仕就要成为国家的栋梁；仕途不利则保全自己的品德而从事写作，仕途顺利便驰骋其才力以建立功业。这样的作家，就算是《尚书·梓材》中所说的人材了。

　　（五）
　　总之，着看过去的优秀作家，有美好的文才和品德。如屈原和贾谊的名声传遍楚地，邹阳和枚乘的文采震动了梁国。如果只有外表而无才德，怎能从根本上给人树立榜样？优秀的作家不仅有利于己，也有光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