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文公自御史贬阳山，新旧二《唐史》，皆以为坐论宫市事。按公《赴江陵途中诗》，自叙此事甚详，云：“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有司恤经费，未免烦诛求。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拜疏移閤门，为忠宁自谋。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下言畿甸内，根本理宜优。积雪验丰熟，幸宽待蚕麰。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洲。”皇甫湜作公神道碑云：“关中旱饥，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恩，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请宽民徭而免田租，专政者恶之，遂贬。”然则不因论宫市明甚。碑又书三事云：“公为河南令，魏、郓、幽、镇各为留邸，贮潜卒以槖罪亡，公将擿其禁，断民署吏，俟旦发，留守尹大恐，遽止之，是后郓邸果谋反，将屠东都，以应淮、蔡。及从讨元济，请于裴度，须精兵千人，间道以入，必擒贼。未及行，李愬自文城夜入，得元济。三军之士，为公恨。复谓度曰：“今借声势，王承宗可以辞取，不烦兵矣。得柏耆，口授其词，使耆执笔书之，持以入镇州，承宗遂割德、棣二州以献。”李翱作公行状，所载略同。而《唐书》并逸其事，且以镇州之功，专归柏耆，岂非未尝见湜文集乎？《资治通鉴》亦仅言耆以策干愈，愈为白度，为书遣之耳。

　　韩文公（韩愈谥号）自监察御史贬到阳山（今属广东），新旧两部《 唐书》 都认为是因为论宫市得罪。按文公《 赴江陵途中诗》 看，他自叙原因很详细，他说：“这年京师大旱，田地不收。官吏只顾向百姓勒索，百姓连孩子也养不起，弃在水沟里。我亲眼看到饥饿的人群拥挤在大道上，当时我刚刚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实在是我应当直言进谏的时候．我写好奏疏时，想为国尽忠就不能为个人打算。我在奏疏前面陈述酷吏剥削、人民苦难，要求让百姓存活下去，在奏疏后面提出京师是国家根本，对京师的百姓要加倍体恤，眼下的瑞雪预兆明年的丰收，请宽限到明年蚕熟麦收时再收租税。天子看了奏疏感到悲伤，司空也叹息应早作安排。我一心以为朝廷将采取应急措施．没想到反把我放逐到南方。”皇甫湜为他作的神道碑写道：‘关中大旱饥荒，饿拜遍地、官吏仍苛索万姓以求恩宠。先生上疏说京师为天下根本，京师百姓遭灾如此严重，请求朝廷放宽瑶役，免去田租。执政者为此很憎恶他，便将他贬贬諦下去。”这样看文公之被贬不因论宫市事是很明白的。神道碑又写了三件事说：“文公任河南（今洛阳）令时，魏州（今河北大名、魏县）、郡州（今山东郡城县）、幽州（今北京市）、镇州（今河北正定）四藩镇各设留守藩邸，蓄养暗中调来的士兵并窝藏逃犯，意图不轨，文公要揭发他们的违法行为，便布署官吏，事先自断他们与人民的往来，等天明就公布，留守官员十分害怕，立即停上活动。这件事后那州留邸果然谋反，还妄图血洗东都（今洛阳），以响应淮西（今河南汝南、信阳一带）叛乱。等到文公跟随统帅裴度任行军司马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时，曾建议裴度，派精兵千人从小路进入蔡州，必能擒拿吴元济。裴度未及采行，李想已自文城（今河南唐河）提兵雪夜入蔡州，果然擒得吴元济。三军谋略之士，无不为文公惋惜。文公又对裴度说：如今凭借平定淮西的声势，镇州王承宗可用言辞说服，不必使用兵力了。于是找到了布衣拍者。亲自口授了致王承宗书信，叫柏耆执笔写下来后，带上书信进入镇州晓喻王承宗，王摄于兵威，就上表请割德、棣二州献上，表示服从中央朝廷．”李翱作文公行状，所记载的与上述事迹大致相同，新旧《 唐书》 也都未记载此事，而且把收服镇州，一概归功于柏者，岂不是未曾见皇甫湜的文集吗？《 资治通鉴》 亦仅仅说柏耆以计策进见韩愈，韩愈替他宾告裴度，写了一封信派柏耆前去镇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