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韩文公自御史贬阳山,新旧二《唐史》,皆以为坐论宫市事。按公《赴江陵途中诗》,自叙此事甚详,云:“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有司恤经费,未免烦诛求。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拜疏移閤门,为忠宁自谋。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下言畿甸内,根本理宜优。积雪验丰熟,幸宽待蚕麰。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洲。”皇甫湜作公神道碑云:“关中旱饥,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恩,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请宽民徭而免田租,专政者恶之,遂贬。”然则不因论宫市明甚。碑又书三事云:“公为河南令,魏、郓、幽、镇各为留邸,贮潜卒以槖罪亡,公将擿其禁,断民署吏,俟旦发,留守尹大恐,遽止之,是后郓邸果谋反,将屠东都,以应淮、蔡。及从讨元济,请于裴度,须精兵千人,间道以入,必擒贼。未及行,李愬自文城夜入,得元济。三军之士,为公恨。复谓度曰:“今借声势,王承宗可以辞取,不烦兵矣。得柏耆,口授其词,使耆执笔书之,持以入镇州,承宗遂割德、棣二州以献。”李翱作公行状,所载略同。而《唐书》并逸其事,且以镇州之功,专归柏耆,岂非未尝见湜文集乎?《资治通鉴》亦仅言耆以策干愈,愈为白度,为书遣之耳。

译文

  韩文公(韩愈谥号)自监察御史贬到阳山(今属广东),新旧两部《 唐书》 都认为是因为论宫市得罪。按文公《 赴江陵途中诗》 看,他自叙原因很详细,他说:“这年京师大旱,田地不收。官吏只顾向百姓勒索,百姓连孩子也养不起,弃在水沟里。我亲眼看到饥饿的人群拥挤在大道上,当时我刚刚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实在是我应当直言进谏的时候.我写好奏疏时,想为国尽忠就不能为个人打算。我在奏疏前面陈述酷吏剥削、人民苦难,要求让百姓存活下去,在奏疏后面提出京师是国家根本,对京师的百姓要加倍体恤,眼下的瑞雪预兆明年的丰收,请宽限到明年蚕熟麦收时再收租税。天子看了奏疏感到悲伤,司空也叹息应早作安排。我一心以为朝廷将采取应急措施.没想到反把我放逐到南方。”皇甫湜为他作的神道碑写道:‘关中大旱饥荒,饿拜遍地、官吏仍苛索万姓以求恩宠。先生上疏说京师为天下根本,京师百姓遭灾如此严重,请求朝廷放宽瑶役,免去田租。执政者为此很憎恶他,便将他贬贬諦下去。”这样看文公之被贬不因论宫市事是很明白的。神道碑又写了三件事说:“文公任河南(今洛阳)令时,魏州(今河北大名、魏县)、郡州(今山东郡城县)、幽州(今北京市)、镇州(今河北正定)四藩镇各设留守藩邸,蓄养暗中调来的士兵并窝藏逃犯,意图不轨,文公要揭发他们的违法行为,便布署官吏,事先自断他们与人民的往来,等天明就公布,留守官员十分害怕,立即停上活动。这件事后那州留邸果然谋反,还妄图血洗东都(今洛阳),以响应淮西(今河南汝南、信阳一带)叛乱。等到文公跟随统帅裴度任行军司马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时,曾建议裴度,派精兵千人从小路进入蔡州,必能擒拿吴元济。裴度未及采行,李想已自文城(今河南唐河)提兵雪夜入蔡州,果然擒得吴元济。三军谋略之士,无不为文公惋惜。文公又对裴度说:如今凭借平定淮西的声势,镇州王承宗可用言辞说服,不必使用兵力了。于是找到了布衣拍者。亲自口授了致王承宗书信,叫柏耆执笔写下来后,带上书信进入镇州晓喻王承宗,王摄于兵威,就上表请割德、棣二州献上,表示服从中央朝廷.”李翱作文公行状,所记载的与上述事迹大致相同,新旧《 唐书》 也都未记载此事,而且把收服镇州,一概归功于柏者,岂不是未曾见皇甫湜的文集吗?《 资治通鉴》 亦仅仅说柏耆以计策进见韩愈,韩愈替他宾告裴度,写了一封信派柏耆前去镇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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