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 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 “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傈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於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 “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汤之《盘铭》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 《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诗》云:“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 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 与国人交,止于信。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 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 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 一人定国。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诗》云:“桃之夭夭, 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 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 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
《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 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高尚的德行,在于关爱人民,在于达到最高境界的善。知道要达到“至善”的境界方能确定目标,确定目标后方能心地宁静,心地宁静方能安稳不乱,安稳不乱方能思虑周详,思虑周详方能达到“至善”。凡物都有根本有末节,凡事都有终端有始端,知道了它们的先后次序,就与《大学》的宗旨相差不远了。
在古代,意欲将高尚的德行弘扬于天下的人,则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意欲治理好自己国家的人,则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家庭;意欲调整好自己家庭的人,则先要修养好自身的品德;意欲修养好自身品德的人,则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意;意欲端正自己心意的人,则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意欲使自己意念真诚的人,则先要获取知识;获取知识的途径则在于探究事理。探究事理后才能获得正确认识,认识正确后才能意念真诚,意念真诚后才能端正心意,心意端正后才能修养好品德,品德修养好后才能调整好家族,家族调整好后才能治理好国家,国家治理好后才能使天下太平。
从天子到普通百姓,都要把修养品德作为根本。人的根本败坏了,末节反倒能调理好,这是不可能的。正像我厚待他人,他人反而慢待我;我慢待他人,他人反而厚待我这样的事情,还未曾有过。这就叫知道了根本,这就是认知的最高境界。
所谓意念真诚,就是说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就像厌恶难闻的气味,喜爱好看的女子,这就是求得自己的心满意足。所以君子在独处时一定要慎重。小人在家闲居时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出来。当他们看到君子后,才会遮掩躲闪,藏匿他们的不良行为,表面上装作善良恭顺。别人看到你,就像能见到你的五脏六腑那样透彻,装模作样会有什么好处呢?这就是所说的心里是什么样的,会显露在外表上。因此,君子在独处的时候一定要慎重。曾子说:“一个人被众人注视,被众人指责,这是很可怕的啊!”富能使房屋华丽,德能使人品德高尚,心胸宽广能体态安适,所以,君子一定要意念真诚。
《诗经》上说:“看那弯弯的淇水岸边,绿竹苍郁。那文质彬彬的君子,像切磋骨器、琢磨玉器那样治学修身。他庄重威严,光明显耀。那文质彬彬的君子啊,令人难以忘记!”所谓“像切磋骨器”,是说治学之道;所谓“像琢磨玉器”,是说自身的品德修养;所谓“庄重威严”,是说君子谦逊谨慎,所谓“光明显耀”,是说君子仪表的威严;“那文质彬彬的君子啊,令人难以忘记”,是说君子的品德完美,达到了最高境界的善,百姓自然不会忘记他。《诗经》上说:“哎呀,先前的贤王不会被人忘记。”后世君子,尊前代贤王之所尊,亲前代贤王之所亲,后代百姓因先前贤王而享安乐,获收益。这样前代贤王虽过世而不会被人遗忘。《尚书·周书》中的《康诰》篇上说:“能够弘扬美德。”《尚书·商书》中的《太甲》篇中说:“思念上天的高尚品德。”《尚书·虞书》中《帝典》篇中说:“能够弘扬伟大的德行。”这些都是说要自己发扬美德。商汤的《盘铭》上说:“如果一日洗刷干净了,就应该天天洗净,不间断。”《康诰》篇上说:“劝勉人们自新。”《诗经》上说:“周朝虽是旧国,但文王承受天命是新的。”因此,君子处处都要追求至善的境界。《诗经》上说:“京城方圆千里,都为百姓居住。”《诗经》上说:“啁啾鸣叫的黄莺,栖息在多树的山丘上。”孔子说:“啊呀,黄莺都知道自己的栖息之处,难道人反而不如鸟吗?”《诗经》上说:“仪态端庄美好的文王啊,他德行高尚,使人无不仰慕。”身为国君,当努力施仁政;身为下臣,当尊敬君主;身为人之子,当孝顺父母;身为人之父,当慈爱为怀;与国人交往,应当诚实,有信用。孔子说:“审断争讼,我的能力与他人的一般无二,但我力争使争讼根本就不发生。”违背实情的人,不能尽狡辩之能事,使民心敬畏。这叫做知道什么是根本。
如要修养好品德,则先要端正心意。心中愤愤不平,则得不到端正;心中恐惧不安,则得不到端正;心里有偏好,则得不到端正;心里有忧患,则得不到端正。一旦心不在焉,就是看了,却什么也看不到;听了,却什么也听不到;吃了,却辨别不出味道。所以说,修养品德关键在端正心意。
如要调整好家族,则先要修养好品德,为什么呢?因为人往往对他所亲近喜爱的人有偏见,对他所轻视讨厌的人有偏见,对他所畏惧恭敬的人有偏见,对他所怜惜同情的人有偏见,对他所傲视怠慢的人有偏见。所以喜爱一个人但又认识到他的缺点,不喜欢一个人但又认识到他优点的人,也少见。因此有一则谚语说:“人看不到自己孩子的过错,人察觉不到自己的庄稼好。”这就是不修养好品德,就调整不好家族的道理。
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家族,因为不能教育好自己家族的人反而能教育好一国之民,这是从来不会有的事情。所以,君子不出家门而能施教于国民。孝顺,是侍奉君主的原则,尊兄,是侍奉长官的原则,仁慈,是控制民众的原则。《康诰》中说:“像爱护婴儿那样。”诚心诚意去爱护,即便不合乎婴儿的心意,也相差不远。不曾有过先学养育孩子再出嫁的人呀!一家仁爱相亲,一国就会仁爱成风;一家谦让相敬,一国就会谦让成风;一人贪婪暴戾,一国就会大乱——它们的相互关系就是这样。这就叫做一句话可以败坏大事,一个人可以决定国家。尧、舜用仁政统治天下,百姓就跟从他们实施仁爱。桀、纣用暴政统治天下,百姓就跟从他们残暴不仁。他们命令大家做的,与他自己所喜爱的凶暴相反,因此百姓不服从。因此,君子要求自己具有品德后再要求他人,自己先不做坏事,然后再要求他人不做。自己藏有不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恕道的行为,却能使他人明白恕道,这是不会有的事情。因此,国家的治理,在于先调整好家族。《诗经》上说:“桃花绚烂,枝繁叶茂。姑娘出嫁,合家欢快。”只有合家相亲和睦后,才能够调教一国之民。《诗经》上说:“尊兄爱弟。”兄弟相处和睦后,才可以调教一国的人民。《诗经》上说:“他的仪容没有差错,成为四方之国的准则。”能使父亲、儿子、兄长、弟弟各谋其位,百姓才能效法。这就叫做治理好国家首先要调整好家族。
要平定天下,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因为居上位的人敬重老人,百姓就会敬重老人;居上位的人敬重兄长,百姓就会敬重兄长,居上位的人怜爱孤小,百姓就不会不讲信义。所以,君子的言行具有模范作用。厌恶上级的所作所为,就不要用同样的做法对待下级;厌恶下级的所作所为,就不要用同样的做法对待上级;厌恶在我之前的人的所作所为,就不要用同样的做法对待在我之后的人,厌恶在我之后的人的所作所为,就不要用同样的做法对待在我之前的人,厌恶在我右边的人的所作所为,就不要用同样的方法与我左侧的人交往;厌恶在我左边的人的所作所为,就不要用同样的方法与我右侧的人交往。这就是所说的模范作用。《诗经》上说:“快乐啊国君,你是百姓的父母。”百姓喜爱的他就喜爱,百姓厌恶的他就厌恶,这就是所说的百姓的父母。《诗经》上说:“高高的南山啊,重峦叠嶂。光耀显赫的尹太师啊,众人都把你仰望。”统治国家的人不能不谨慎,出了差错就会被天下百姓杀掉。《诗经》上说:“殷朝没有丧失民众时,能够与上天的意旨相配合。应以殷朝的覆亡为鉴,天命得来不易啊。”这就是说得到民众的拥护,就会得到国家;失去民众的拥护,就会失去国家。
所以,君子应该谨慎地修养德行。具备了德行才能获得民众,有了民众才会有国土,有了国土才会有财富,有了财富才能享用。德行为根本,财富为末端。如若本末倒置,民众就会互相争斗、抢夺。因此,财富聚集在国君手中,就可以使百姓离散,财富疏散给百姓,百姓就会聚在国君身边。所以你用不合情理的言语说别人,别人也会用不合情理的言语说你,用不合情理的方法获取的财富,也会被人用不合情理的方法夺走。《康诰》上说:“天命不是始终如一的。”德行好的就会得天命,德行不好就会失掉天命。《楚书》上说:“楚国没有什么可以当做珍宝的,只是把德行当做珍宝。”舅犯说:“流亡的人没有什么可以当做珍宝的,只是把挚爱亲人当做珍宝。”
《秦誓》上说:“如果有这样一个大臣,他虽没有什么才能,但心地诚实宽大,能够容纳他人。别人有才能,如同他自己有一样;别人德才兼备,他诚心诚意喜欢,不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能够留用这人,便能够保护我的子孙百姓。这对百姓是多么有利啊。如果别人有才能,就嫉妒厌恶;别人德才兼备,就阻拦他施展才干。不能留用这样的人,他不能保护我的子孙百姓,这种人也实在是危险啊。”只有仁德的人能把这种嫉妒贤人的人流放,驱逐到边远地区,使他们不能留在国家的中心地区。这叫做只有仁德的人能够爱人,能够恨人。看到贤人而不举荐,举荐了但不尽快使用,这是怠慢。看到不好的人却不能摈弃,摈弃了却不能放逐到远方,这是过错。喜欢人所厌恶的,厌恶人所喜欢的,这是违背了人性,灾害必然会降临到他的身上。因此,君子所有的高尚德行,一定要忠诚老实才能够获得,骄纵放肆便会失去。
发财致富有这样一条原则:生产财富的人要多,消耗财富的人要少;干得要快,用得要慢,这样就可以永远保持富足了。有德行的人会舍财修身,没有德行的人会舍身求财。没有居上位的人喜爱仁慈而下位的人不喜爱忠义的;没有喜爱忠义而完不成自己事业的;没有国库里的财富最终不归属于国君的。孟献子说:“拥有一车四马的人,不应计较一鸡一猪的财物;卿大夫家不饲养牛羊;拥有马车百辆的人家,不豢养收敛财富的家臣。与其有聚敛民财的家臣,还不如有盗贼式的家臣。”这是说,国家不应把财物当做利益,而应把仁义作为利益。掌管国家大事的人只致力于财富的聚敛,这一定是来自小人的主张。假如认为这种做法是好的,小人被用来为国家服务,那么灾害就会一起来到,纵使有贤臣,也无济于事啊!这就是说国家不要把财利当做利益,而应把仁义当做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