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此事遍于经史,吾亦不能郑重,聊举近世切要,以启寤汝耳。士大夫之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及至冠婚,体性梢定,因此天机,倍须训诱。有志向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无履立者,自兹堕慢,便为凡人。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工巧则致精器用,伎艺则沉思法术,武夫则惯习弓马,文士则讲议经书。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商,羞务工伎,射则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饱食醉酒,忽忽无事,以此销日,以此终年。或因家世馀绪,得一阶半级,便自为足,全忘修学,及有吉凶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有识旁观,代其入地。何惜数年勤学,长受一生愧辱哉!

  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於谚曰:“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履,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当尔之时,亦快士也。及离乱之后,朝市 迁革,铨衡选举,非复曩者之亲,当路秉权,不见昔时之党,求诸身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被揭而丧珠,失皮而露质,兀若枯木,泊若穷流,鹿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当尔之时,诚驽材也。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现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

  有客难主人曰:“吾见强弩长戟,诛罪安民,以取公侯者有吴;文义习吏,匡时富国,以取卿相者有吴;学备古今,才兼文武,身无禄位,妻子饥寒者,不可胜数,安足贵学乎?”主人对曰:“夫命之穷达,犹金玉木石也;修以学艺,犹磨莹雕刻也。金玉之磨莹,自美其矿璞;木石之段块,自丑其雕刻。安可言木石之雕刻,乃胜金玉之矿璞哉?不得以有学之贫贱,比於无学之富贵也。且负甲为兵,咋笔为吏,身死名灭者如牛毛,角立杰出者如芝草;握素披黄,吟道咏德,苦辛无益者如日蚀,逸乐名利者如秋茶,岂得同年而语矣。且又闻之:生而知之者上,学而知之者次。所以学者,欲其多知明达耳。必有天才,拔群出类,为将则暗与孙武、吴起同术,执政则悬得管仲、子产之教,虽未读书,吾亦谓之学矣。今子即不能然,不师古之踪迹,犹蒙被而卧耳。”

  人见邻里亲戚有佳快者,使子弟慕而学之,不知使学古人,何其蔽也哉?世人但知跨马被甲,长槊强弓,便云我能为将;不知明乎天道,辩乎地利,比量逆顺,鉴达兴亡之妙也。但知承上接下,积财聚谷,便云我能为相;不知敬鬼事神,移风易俗,调节阴阳,荐举贤圣之至也。但知私财不入,公事夙办,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诚己刑物,执辔如组,反风灭火,化鸱为凤之术也。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晚舍,便云我能平狱;不知同辕观罪,分剑追财,假言而好露,不问而情得之察也。表及农商工贾,廝役奴隶,钓鱼屠肉,饭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博学求之,无不利於事也。

  夫学者所以求益耳。见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仇敌,恶之如鸱枭。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

  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於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以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然人有坎禀,失于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孔子 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魏武、袁遗,老而弥笃;此皆少学而至老不倦也。曾子十七乃学,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始来游学,犹为硕儒;公孙弘四十余方读《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云亦四十始学《易》、《论语》,皇甫谧二十始受《孝经》、《论语》,皆终成大儒:此并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学,便称迟暮,因循面墙,亦为愚耳。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独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

  学之兴废,随世轻重。汉时贤俊,皆以一经弘圣人之道,上明天时,下该 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已来不复尔,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梁朝皇孙以下,总之年 ,必先入学,观其志尚,出身己后,便从文吏,略无卒业者。冠冕,而为上者,则有何胤、刘献、明山宾、周舍、朱异、周弘正、贺琛、贺革、萧子政、刘绥等,兼通文史,不徒讲说也。洛阳亦闻崔浩、张伟、刘芳,邺下又见邢子才:此四儒者,虽好经术,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诸贤,故为上品。以外率多田野间人,音辞鄙陋,风操蚩拙,相与专固,无所堪能。问一言辄酬数百,责其指归,或无要会。那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使汝以此为师,令人气塞。孔子曰:“学也,禄在其中矣。”今勤无益之事,恐非业也。夫圣人之书,所以设教,但明练经文,粗通注义,常使言行有得,亦足为人;何必“仲尼居”即须两纸疏义,燕寝、讲堂,亦复何在?以此得胜,宁有益乎?光阴可惜,譬诸逝水。当博览机要,以济功业,必能兼美,吾无间焉。

  俗间儒士,不涉群书,经纬之外,义疏而已。吾初八邺,与博陵崔文彦交游,尝说《王粲集》中难郑玄《尚书》事,崔转为诸儒道之。始将发口,悬见排蹙,云:“文集只有诗赋、铭、诔,岂当论经书事乎?且先儒之中,未闻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在议曹,与诸博士议宗庙事,引据《汉似》,博士笑曰:“未闻《汉书》得证经术。”收便忿怒,都不复言,取《韦玄成传》,掷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寻之,达明,乃来谢曰:“不谓玄成如此学也。”

  邺平之后,见徒入关。思鲁尝谓吾曰:“朝无禄位,家无积财,当肆筋力,以申供养。每被课笃,勤劳经史,未知为子,可得安乎?”吾命之曰:“子当以养为心,父当以学为教。使汝弃学徇财,丰吾衣食,食之安得甘?衣之安得暖?若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藜羹褐,我自欲之。”

  校订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

译文

  从古以来的贤王圣帝,尤其需要勤奋学习,何况是普通百姓呢!这类事情在经籍史书中随处可见,我也不想一一列举,只举近世比较紧要的,来启发提醒你们。现在士大夫的子弟,等到几岁的时候,没有不受教育的,多的读到《礼记》、《左传》,少的也起码读了《诗经》和《论语》。到了加冠成婚年纪,体质性情稍稍定型,趁这个时候,就要对他们加倍进行训育诱导。他们之中有志向的,就能经受住磨炼,成就士族的事业;没有成就功业志向的,从此就懈怠懒惰,就成为平庸的人。人生在世,应当有自己擅长的技能,农民则商议耕稼,商人则讨论货财,工匠则精造器用,懂技艺的人则考虑方法技术,武夫则练习骑马射箭,文士则研究议论经书。然而经常看到士大夫耻于涉足农商,羞于从事工技,射箭则不能穿铠甲,握笔则才记起姓名,每天饱食醉酒,恍惚空虚,以此来打发日子,了结余生。有的人凭借家世馀荫,弄到一官半职,就自感满足,全然忘记学习,遇到婚丧大事,议论得失,就昏昏然张口结舌,茫然无知如坠云雾。公家或私人集会宴欢,他人谈古赋诗,自己却只能沉默低头,打呵欠伸懒腰。有见识的人在旁看到,真替他羞得无处容身。为什么不愿用几年时间勤学,以免终生愧辱呢?

  梁朝全盛时期,贵族子弟大多数没有学问,以至有俗语说:“能上去马车而不摔下来的人就可当著作郎,能提笔写日常书信的人就能做秘书官。”这些贵族子弟没有人不讲究熏衣剃面,涂脂抹粉,他们驾着长檐车,穿着高齿屐,坐着有棋盘图案的方块褥子,靠着用染色丝织成的软囊,身边摆满了器用玩物,闲适安逸的进进出出,看上去真好似神仙一般。到明经义求取及第时,就雇人回答考试问题;要出席朝廷显贵的宴会,就请人帮助作文赋诗。在这种时候,他们装模作样倒算得上是个“才子佳士”。等到发生战乱流离后,朝廷变革,执掌选拔人才的职位,不再任用过去的亲信,当道执政掌权,再也见不到旧时的同党这时候,这些贵族子弟们想靠自己,而自己却毫不中用,想在社会上谋生却又没有任何生存的本事。他们只能外边披上粗麻短衣,而内里没有真正本领,外边失去虎皮外表,而里边肉里露出羊质,呆然像段枯木,泊然像条乾涸的水流,落拓兵马之间,辗转死亡沟壑之际,在这种时候,真成了驽才。只有有学问才艺的人,才能随处可以安身。从战乱以来,所见被俘虏的,即使世代寒士,懂得读《论语》、《孝经》的,还能给人家当老师;虽是历代做大官,不懂得书牍的,没有不是去耕田养马,从这点来看,怎能不自勉呢?如能经常保有几百卷的书,过上千年也不会成为小人。

  有位客人追问我说:“我看见有的人只凭藉强弓长戟,就去讨伐叛逆,安抚百姓,以此取得公侯的爵位;有的人只凭藉精通文史,就去救助时代,使国家富强,以此取得卿相的官职。而学贯古今,文武双全的人,却没有官禄爵位,妻子儿女饥寒交迫,而且这种类似的情形多不胜数,这样一来学习又怎么值得崇尚呢?”我回答说:“人的命运,坎坷或者通达,就好像金玉木石;钻研学问,掌握本领,就好像琢磨与雕刻的手艺。琢磨过的金玉之所以光亮好看,是因为金玉本身是美物;一截木头,一块石头之所以难看,是因为尚未经过雕刻。但怎么可以说经过雕刻的木石就胜过未经琢磨的矿璞呢?所以,不能以有学问的人的贫贱,去与那无学问的人的富贵相比。况且,那些披着铠甲去当兵,口含笔管充任小吏的人,身死名灭者多如牛毛,脱颖而出者少如灵芝仙草;现在,勤奋攻读,修养品性,含辛茹苦而没有获益的人也像日蚀那样少见,而追求闲适安乐,追名逐利的人却像秋荼那样繁多,哪能够将二者相提并论呢?况且我又听说,一生下来不学习就会的人是上等人,通过学习才明白事理的是次一等人。因而,学习是使人增长知识,明白通达道理。只有天才才能出类拔萃,当将领就暗合于孙子、吴起的兵法;执政者就同于管仲、子产的政治素养,像这样的人,即使不读书,我也说他们已经读过了。你们现在既然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如果不效仿古人勤奋好学的榜样,就像盖著被子蒙头大睡,什么也不知道。”

  人们见到自己的邻居亲戚中有出人头地的优秀的人,还知道叫子弟去仰慕学习,却不知道让自己的子弟向古人学习,这是多么无知啊?世人只知道骑马披甲,长矛强弓,就说自己也能够当将军,却不知道当将军还要有明察天道,辨识地利,考虑是否顺乎时势人心、审察把握有关国家兴衰存亡的能耐。只知道承上接下,为国家积财储粮,就说自己也可以做宰相,却不知道宰相要有敬神事鬼,移风易俗,调节阴阳,推荐选举贤圣之人的水平。一般人认为只要不谋私财,早办公事,就说自己能够治理百姓,却不知道要有诚己正人,治理有条理,救灾灭祸,教化百姓的本领。只知道执行律令,早判晚赦,就说我能平狱,却不知道侦察、取证、审讯、推断等种种技巧。在古代,不管是务农的、做工的、经商的、当仆人的、做奴隶的,还是钓鱼的、杀猪的、喂牛牧羊的人们中,都有在德行学问上堪为前辈的人,可以作为学习的榜样,广泛地向这些人学习,对事业是大有好处的。

  人之所以要读书学习,本来只是为了开发自己的心智,提高认识的能力,以利于自己的行动。对那些不知道如何奉养父母的人,我想让他们看看古人如何体察父母心意,按父母的愿望办事;怎样轻言细语、和颜悦色地与父母谈话;怎样不怕劳苦,为父母弄到美味可口的食物;怎样使他们感到畏惧惭愧,起而效法古人。不懂得服侍君主的,要他看到古人的守职不越权,见到危难不惜生命,不忘对君主忠谏,以利国家,於是凄恻自忠,要想效法。一贯骄傲奢侈的,要他看到古人的恭俭节约,谦卑养德,礼为教本,敬为身基,於是惊视自失,敛容抑气。一贯鄙吝的,要他看到古人的重义轻财,少私寡欲,忌盈恶满。周济穷困,於是羞愧生悔,积而能散。一贯暴悍的,要他看到古人的小心贬抑自己,齿弊古存,待人宽容,尊贤纳众,於是疲倦沮丧,身体弱得不胜衣。一贯怯懦的,要他看到古人的不怕死,坚强正直,说话必信,好事干下去不回头,於是勃然奋力,不可慑服。这样历数下去,百行无不如此,即使难做得纯正,至少可以去掉过於严重的毛病,学习所得,用在哪一方面都会见成效。只是世人读书的,往往只能说到,不能做到,忠孝无闻,仁义不足,加以判断一件诉讼,不需要弄清事理,治理千户小县,不需要管好百姓,问他造屋,不需要知道楣是横而兑是坚,问他耕田,不需要知道稷是早而黍是迟,吟啸谈谑,讽咏辞赋,事情既很悠闲,人树更见迂诞,处理军国大事,一点没有用处,从而被武人俗吏们共同讥谤,确是由於上述的原因吧?

  人在幼小的时候,精神专一心性纯洁无染,长成以后,思虑分散。所以对孩子要早早教育,不要错失良机。我七岁时候,诵读《灵光殿赋》,直到今天,十年温习一次,还不会忘记。二十岁以后,所诵读的经书,一个月搁置,就生疏了。但人会有困顿不得志而壮年失学,更应该在晚年抓紧时间学习,不可以自己放弃。孔子就说过:“五十岁来学《易》经可以没有大过失了。”曹操、袁遗到老的时候更加专心致志的学习;这都是从小学习到老年仍不厌倦的例子。曾参七十岁才学,而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岁才来游学,最后仍成为儒家大师;公孙弘四十多岁才读《春秋》,后来因此当上丞相;朱云也到四十岁才学《易》经、《论语》,皇甫谧二十岁才学《孝经》、《论语》,都终於成为儒学大师;这都是早年迷糊而晚年醒悟。世上人到二、三十婚冠之年还未开始学习,就自以为太晚了,因循保守而失学,也太愚蠢了。幼年学的像太阳刚升起的光芒;老年学的,像夜里走路拿著蜡烛,总比闭上眼睛什么也看不见要好。

  学习风气是否浓厚,取决於社会是否重视知识的实用性。汉代的贤能之士,都能凭一种经术来弘扬圣人之道,上知天文,下通人事,他们中凭着这个特长而得高官厚禄的人很多。自从汉末清谈之风盛行以来,读书人拘泥于章句,只会背读师长的言论,用在时务上,基本上没有一样实用。所以士大夫的子弟,都讲究多读书,不肯专守章句。梁朝的贵族子弟,在幼年时代就一定要入学读书,观察他们的志向与崇尚,等到走上仕途后,就做文吏的事情,很少有能够坚持把学业完成的。世代当官而从事经学的,则有何胤、刘献、明山宾、周舍、朱异、周弘正、贺琛、贺革、萧子政、刘舀等人,他们都兼通文史,不只是会讲解经术。我也听说在洛阳的有塞浩、张伟、刘芳,在邺下又见到邢子才,这四位儒者,不仅喜好经学,也以文才博学闻名,像这样的贤士,自然可作上品。除此之外大多数是田野村夫,言语鄙陋,举止粗俗,还非常的固执己见,什么能耐也没有,问一句就得回答几百句,词不达意,不得要领,邺下有俗谚说:“博士买驴,写了三大张契约,全篇没有一个‘驴’字。”如果让你们拜这种人为师,岂不是会被气死。孔子说过:“好好学习,俸禄就在其中。”而现在这些人只在无益的事上尽力,恐怕算不得正业吧!圣人的典籍,是用来讲教化的,只要熟悉经文,粗通传注大义,常使自己的言行得当,也足以立身做人就行了。何必“仲尼居”三个字就得用上两张纸的注释,去弄清楚究竟“居”是在闲居的内室还是在讲习经术的厅堂,这样就算讲对了,这一类的争议有什么意义呢?争个谁高谁低,又有什么益处呢?光阴可惜,就像流水般一去不返。我们应当广泛阅读书中那些精要之处,以求对自己的事业有所助益。如果你们能把博览与专精结合起来,那我就十分满意,再无话可说了。

  世俗间的儒生,不博览群书,除了研读经书、纬书以外,只看注解儒家经术的著作。我刚到邺下的时候,和博陵的雀文彦交往,曾对他讲起王粲的文集里有驳难郑玄所注《尚书》的地方。崔文彦转向儒生们讲述这个问题,才开口,便被凭空排斥,说什么:“文集里只有诗、赋、铭、诔,难道会有讲论经书的问题吗?何况在先儒之中,没听说有个王粲”崔文彦含笑而退,终於没把王粲的集子给他们看。魏收在议曹的时候,和几位博士议论宗庙的事,他引闲《汉书》作论据,博士们笑道:“没有听说《汉书》可以用来论证经学。”魏收很生气,不再说什么。拿出《韦玄成传》丢在他们面前站起来就离开了。博士们一通宵把《韦玄成传》一起翻阅寻找,到了天亮,才前来向魏收致歉道:“原来不知道韦玄成还有这样的学问啊!”

  邺城被北周军队平定以后,我们被迁送进关中。大儿思鲁曾对我说:“我们在朝廷上没有禄位,家里面没有积财,我应该多出气力干活,来表达供养之情。现在我却每被课程督促,在经史上用苦功夫,您难道不知做儿子的能安心吗?”我教训他说:“做儿子的固然应该把供养的责任放在心上,做父亲的却应当重视子女的教育。如果叫你放弃学业而一意求财,让我衣食丰足,我吃饭的时候怎么会感到香甜,衣服穿上身哪能感到暖和?如果你致力于先王之道,继承我们家祖辈相传的读书传统,即使吃粗劣饭菜、穿乱麻衣服,我也乐意。”

  校勘写订书籍,也很不容易,只有当年的扬雄、刘向才算得上是称职的。如果没有读遍天下的典籍,就不可以妄下雌黄修改校订。有的那个本子以为错,这个本子认为对;有的观点大同小异,有的两个本子的文字都有欠缺,所以不能偏听偏信,倒向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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