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自春秋标齐言之传，离骚目楚词之经，此盖其较明之初也。后有扬雄着方言，其言大备。然皆考名物之同异，不显声读之是非也。逮郑玄注六经，高诱解吕览、淮南，许慎造说文，刘熹制释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证音字耳。而古语与今殊别，其间轻重清浊，犹未可晓；加以内言外言、急言徐言、读若之类，益使人疑。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高贵乡公不解反语，以为怪异。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指马之谕，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搉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金化)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如此之例，两失甚多。至邺已来，唯见崔子约、崔瞻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颇事言词，少为切正。李季节着音韵决疑，时有错失；阳休之造切韵，殊为疏野。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云为品物，未考书记者，不敢辄名，汝曹所知也。

　　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异。苍颉训诂，反稗为逋卖，反娃为于乖；战国策音刎为免，穆天子传音谏为间；说文音戛为棘，读皿为猛；字林音看为口甘反，音伸为辛；韵集以成、仍、宏、登合成两韵，为、奇、益、石分作四章；李登声类以系音羿，刘昌宗周官音读乘若承；此例甚广，必须考校。前世反语，又多不切，徐仙民毛诗音反骤为在遘，左传音切椽为徒缘，不可依信，亦为众矣。今之学士，语亦不正；古独何人，必应随其伪僻乎？通俗文曰：“入室求曰搜。”反为兄侯。然则兄当音所荣反。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语之不可用者。玙璠，鲁人宝玉，当音余烦，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当音为奇，江南皆呼为神只之只。江陵陷没，此音被于关中，不知二者何所承案。以吾浅学，未之前闻也。

　　北人之音，多以举、莒为矩；唯李季节云：“齐桓公与管仲于台上谋伐莒，东郭牙望见桓公口开而不闭，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则莒、矩必不同呼。”此为知音矣。

　　夫物体自有精麤，精麤谓之好恶；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谓之好恶。此音见于葛洪、徐邈。而河北学士读尚书云好生恶杀。是为一论物体，一就人情，殊不通矣。

　　甫者，男子之美称，古书多假借为父子；北人遂无一人呼为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号，须依字读耳。

　　案：诸字书，焉者鸟名，或云语词，皆音于愆反。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训：若训何训安，当音于愆反，“于焉逍遥”，“于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之类是也；若送句及助词，当音矣愆反，“故称龙焉”，“故称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托始焉尔”，“晋、郑焉依”之类是也。江南至今行此分别，昭然易晓；而河北混同一音，虽依古读，不可行于今也。

　　邪者，未定之词。左传曰：“不知天之弃鲁邪？抑鲁君有罪于鬼神邪？”庄子云：“天邪地邪？”汉书云：“是邪非邪？”之类是也。而北人即呼为也，亦为误矣。难者曰：“系辞云：‘乾坤，易之门户邪？’此又为未定辞乎？”答曰：“何为不尔！上先标问，下方列德以折之耳。”

　　古人云：“膏粱难整。”以其为骄奢自足，不能克励也。吾见王侯外戚，语多不正，亦由内染贱保傅，外无良师友故耳。梁世有一侯，尝对元帝饮谑，自陈“痴钝”，乃成“飔段”，元帝答之云：“飔异凉风，段非干木。”谓“郢州”为“永州”，元帝启报简文，简文云：‘庚辰吴入，遂成司隶。”如此之类，举口皆然。元帝手教诸子侍读，以此为诫。

　　河北切攻字为古琮，与工、公、功三字不同，殊为僻也。比世有人名暹，自称为纤；名琨，自称为衮；名洸，自称为汪；名(素勺)，自称为獡。非唯音韵舛错，亦使其儿孙避讳纷纭矣。

　　九州的百姓说话各不相同，从有人开始就一直是这样了。自从《春秋》有了齐国方言的传本之后，《离骚》就被视为楚国方言的经典，这大概就是人们开始明白方言之间有差异的开始。后来扬雄写了一本《方言》，里面的《方言》比较完备。但大都为考察事物名称的相同相异，没有表现出读音的对错。到了郑玄为《六经》作注解，高诱解读《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许慎写《说文解字》，刘熹编制《释名》的时候，才开始用譬况、假借的方法来为文字正音。但是古语和现在的语言有很大差别，发音的轻重、清浊还是不清楚；加上用内言外言、急言徐言、读若这一类的方法，更加让人疑惑。孙叔言创作了《尔雅音义》，他是汉朝末年唯一一个知道反切注音法的人。到了魏国时期，这种方法大行于世。高贵乡公不懂反切注音的方法，被他人视作是怪异的事情。从此以后，注音一类的书争相出现，因记录各自的方言土音，互相指责讥笑，彼此争辩，不知道哪种说法才是正确的。后来都用帝王所在都城的话音来参校各地的方言俗语，考证古音和现在的读音，最终来调和纷争。商榷考量之后，发现只有金陵和洛下的方言能够代表南北语音。南方水土柔和，声音清扬高亮但急切，不足之处在于发音浮浅，用词大都较为粗俗。北方山高水深，声音沉着浑厚，优势是质朴平实，保留了较多的古代词语。士大夫的说话水平，南方要更优一些，坊间百姓的说话水平，北方要更强一些。换了衣服之后再交谈，南方的士大夫和百姓，只要聊上几句就能分辨出来；隔着矮墙听别人说话，北方的朝中人士和乡野村民，听一整天也难以区分开。南方语言沾染了吴语、越语的习气，北方语言夹杂了蛮夷外族的语言，都有较多的弊病，不能一概而论。有些是轻微的错误，比如南方人把“钱”读成“涎”，把“石”读成“射”，把“贱”读成“羡”，把“是”读成“舐”；北人把“庶”读成“戍”，把“如”读成“儒”，把“紫”读成“姊”，把“洽”读成“狎”。类似这些的例子，南方北方都有较多的错误。我到邺城以来，唯独见过崔子约、崔瞻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对语言颇有研究，可以互相切磋补正。李季节写了《音韵决疑》，里面常常有不恰当的地方。阳休之写了《切韵》，但写得非常粗陋。我家里的儿女，虽然还是孩子，但也要逐渐督促他们纠正发音；一个字说得不对，我都认为这是我的罪过。在说物品时，没有在书中考究过的，我就不会擅自命名，你们也知道这一点的。

　　古代、现代的语言，因为时代和风俗而不相同；写文章的人，楚国夏国也各有差异。《苍颉训诂》里面，“稗”是“逋卖反”，“娃”是“于乖反”；《战国策》给“刎”注音为“免”，《穆天子传》给“谏”注音为“间”；《说文解字》给“戛”注音为“棘”，把“皿”读为“猛”；《字林》中“看”是“口甘反”，给“伸”注音为“辛”；《韵集》中把成、仍、宏、登合并成两个韵部，把为、奇、益、石分到四个韵部；李登写的《声类》用“系”给“羿”注音，刘昌宗的《周官音》读“乘”像读“承”；这一类的例子很多，必须加以考证校对。以前的反切注音中有很多是不贴切的，徐仙民的《毛诗音》中把“骤”注音为“在遘反”，《左传音》中把“椽”注音为“徒缘切”，这种不可相信的例子也是非常多的。现在的学者也有注音不正的；古人是什么人，必须应当跟随他们的错误吗？《通俗文》里面说“进入房间寻求东西叫作搜”，并且把音注成“兄侯反”，这样一来兄就应该注成“所荣反”。现在北方的民间通用这种读音，这也是不能沿用古语的例子。玙璠是鲁国产的宝玉，注音为“余烦”，江南一带的人都把它的读音读成“藩屏”的“藩”。“岐山”的“岐”应当注音为“奇”，江南一带的人都把它读成“神祇”的“祇”。江陵被攻陷之后，这两种读音在关中地区流传，不知道这两者是依从了什么关系。因为我学识浅薄，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

　　北方人的口音中，多把“举”“莒”念成“矩”；唯有李季节说：“齐桓公和管仲在台上商讨讨伐莒国的事情，东郭牙远远地望见齐桓公嘴巴张开并且没有闭上，所以知道他们谈论的是莒国。这样一来，莒、矩两个字的呼音必定不同。”这就是懂音韵的人。

　　事物本身有精品和粗品之分，精品或粗品就称作好恶；人心对事物有舍弃和保留，舍弃或保留就称作好恶。后一种“好恶”的读音参见葛洪、徐邈的著作。但黄河以北的读书人在读《尚书》中的“好（hào）生恶（wù）杀”时读成了“好（hǎo）生恶（è）杀”。一种读音说的是物体本身，另一种说的是人的情感，二者之间确实不能相通。

　　“甫”是男人的美称，古代的书中多假借为“父”字；北方人竟然没有一个人把它读作“甫”的，也不知道二者之间的关系。唯有管仲、范增二人的名号需要按照“父”字来读。

　　根据考证：诸多字书都认为“焉”是鸟的名字，也有的人说是虚词，都注音为“于愆反”。从葛洪的《要用字苑》开始，才将焉的注音和意义进行区分：如果训诂成“何”或者“安”，就当注音成“于愆反”，“于焉逍遥”“于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这一类的句子就是这样；如果是用在句末当助词，就当注音成“矣愆反”，“故称龙焉”“故称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托始焉尔”“晋、郑焉依”这一类句子就是这样。江南地区至今仍通行这种分别，意思明显很好理解；但黄河以北的人把这两种读音混为一个音，虽说是依照古代的读法，但不能在当今通行。

　　“邪”是表示疑问的语气词。《左传》说：“不知天之弃鲁邪？抑鲁君有罪於鬼神邪？”《庄子》上说：“天那？地邪？”《汉书》上说：“是邪？非邪？”这类句子就是这样。而北方人却把“邪”字读作“也”，这也是错误的。有人质问我说：“《系辞》上说：‘乾坤，易之门户邪？’这个‘邪’字难道又是疑问语气词吗？”我回答说：“怎么不是啊！前面先提出问题，后面才到举事实乾坤之德来下判断回答它。”

　　古人说过：“整天享用精美食物的人，很难有品行端正的。”这是因为他们骄横奢侈，自我满足，而不能克制勉励自己。我见到的王侯外戚，语音多不纯正，这也是由於在内受到低贱保傅的感染，在外又没有良师益友的帮助的缘故。梁朝有一位侯王，曾经与梁元帝一起饮酒戏谑，他自称“痴钝”，却说成“飔段”，梁元帝戏答他说："飔不同于凉风，段也不是干木。他又把“郢州”说成“永州”，梁元帝把此事告知简文帝，简文帝说："庚辰日吴人进入郢都的郢，却成了后汉的司隶校尉鲍永的永。”像这一类例子，这位侯王张口就是。梁元帝亲自教授几位儿子的侍读，就以这位侯王的错讹为诫。

　　河北地区的人反切攻字为古琮，与工、公、功三字的读音不同，这是大错。近代有一个人名为暹，他自称为纤；有一个人名为琨，他自称为衮；有一个人名为洸，他自称为汪；有一个人名为砣，他自称为獡。不仅音韵有错讹，也使他们的儿孙辈在避讳时纷繁杂乱，不知如何依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