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生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译文与注释

译文
汉文帝求贤,在未央宫中宣室召见被贬臣子,贾谊才气纵横,无与伦比。
可惜文帝半夜移膝靠近贾谊听讲,不问百姓生机只问起鬼神之事。
注释
贾生:指贾谊(前200—前168),西汉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力主改革弊政,提出了许多重要政治主张,但却遭谗被贬,一生抑郁不得志。
宣室:汉代长安城中未央宫前殿的正室。逐臣:被放逐之臣,指贾谊曾被贬谪。
才调:才华气质。
可怜:可惜,可叹。虚:徒然。
前席:在坐席上移膝靠近对方。
苍生:百姓。问鬼神:事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赏析

  这是一首托古讽时诗,意在借贾谊的遭遇,抒写诗人怀才不遇感慨。诗选取汉文帝宣室召见贾谊,夜半倾谈的情节,写文帝不能识贤,任贤;“不问苍生问鬼神”却揭露了晚唐皇帝服药求仙,荒于政事,不能任贤,不顾民生的昏庸特性。诗寓慨于讽,讽刺效果颇好。

  贾谊贬长沙,久已成为诗人们抒写不遇之感的熟滥题材。作者独辟蹊径,特意选取贾谊自长沙召回,宣室夜对的情节作为诗材。《史记。屈贾列传》载: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厘(刚举行过祭祀,接受神的福佑),坐宣室(未央宫前殿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在坐席上移膝靠近对方)。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

  在一般封建文人心目中,这大概是值得大加渲染的君臣遇合盛事。但诗人却独具只眼,抓住不为人们所注意的“问鬼神”之事,翻出了一段新警透辟、发人深省的诗的议论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前幅纯从正面着笔,丝毫不露贬意。首句特标“求”、“访”(咨询),仿佛热烈颂扬文帝求贤意愿之切、之殷,待贤态度之诚、之谦,所谓求贤若渴,虚怀若谷。“求贤”而至“访逐臣”,更可见其网罗贤才已达到“野无遗贤”的程度。次句隐括文帝对贾谊的推服赞叹之词。“才调”,兼包才能风调,与“更无伦”的赞叹配合,令人宛见贾生少年才俊、议论风发、华采照人的精神风貌,诗的形象感和咏叹的情调也就自然地显示出来。这两句,由“求”而“访”而赞,层层递进,表现了文帝对贾生的推服器重。如果不看下文,几乎会误认为这是一篇圣主求贤颂。其实,这正是作者故弄狡狯之处。

  第三句承、转交错,是全诗枢纽。承,即所谓“夜半前席”,把文帝当时那种虚心垂询、凝神倾听、以至于“不自知膝之前于席”的情状描绘得维妙维肖,使历史陈迹变成了充满生活气息、鲜明可触的画面。这种善于选取典型细节,善于“从小物寄慨”的艺术手段,正是李商隐咏史诗的绝招。通过这个生动的细节的渲染,才把由“求”而“访”而赞的那架“重贤”的云梯升到了最高处;而“转”,也就在这戏剧高潮中同时开始。不过,它并不露筋突骨,硬转逆折,而是用咏叹之笔轻轻拨转——在“夜半虚前席”前加上可怜两字。可怜,即可惜。不用感情色彩强烈的“可悲”、“可叹”一类词语,只说“可怜”,一方面是为末句——一篇之警策预留地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这里貌似轻描淡写的“可怜”,比剑拔弩张的“可悲”、“可叹”更为含蕴,更耐人寻味。仿佛给文帝留有余地,其实却隐含着冷隽的嘲讽,可谓似轻而实重。“虚”者,空自、徒然之谓。虽只轻轻一点,却使读者对文帝“夜半前席”的重贤姿态从根本上产生了怀疑,可谓举重而若轻。如此推重贤者,何以竟然成“虚”?诗人引而不发,给读者留下了悬念,诗也就显出跌宕波折的情致,而不是一泻无余。这一句承转交错的艺术处理,精炼,自然,和谐,浑然无迹。

  末句方引满而发,紧承“可怜”与“虚”,射出直中鹄的的一箭——不问苍生问鬼神。郑重求贤,虚心垂询,推重叹服,乃至“夜半前席”,不是为了询求治国安民之道,却是为了“问鬼神”的本原问题!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求贤,对贤者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啊!诗人仍只点破而不说尽——通过“问”与“不问”的对照,让读者自己对此得出应有的结论。辞锋极犀利,讽刺极辛辣,感概极深沉,却又极抑扬吞吐之妙。由于前几句围绕“重贤”逐步升级,节节上扬,第三句又盘马弯弓,引而不发,末句由强烈对照而形成的贬抑便显得特别有力。这正是通常所谓的“抬得高,摔得重”(也就是反跌手法)。整首诗在正反、扬抑、轻重、隐显、承转等方面的艺术处理上,都蕴含着艺术的辩证法,而其新警含蕴、唱叹有情的艺术风格也就通过这一系列成功的艺术处理,逐步显示出来。

  点破而不说尽,有论而无断,并非由于内容贫弱而故弄玄虚,而是由于含蕴丰富,片言不足以尽意。诗有讽有慨,寓慨于讽,旨意并不单纯。从讽的方面看,表面上似刺文帝,实际上诗人的主要用意并不在此。晚唐许多皇帝,大都崇佛媚道,服药求仙,不顾民生,不任贤才,诗人矛头所指,显然是当时现实中那些“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封建统治者。在寓讽时主的同时,诗中又寓有诗人自己怀才不遇的深沉感慨。诗人夙怀“欲回天地”的壮志,但偏遭衰世,沉沦下僚,诗中每发“贾生年少虚垂涕”、“贾生兼事鬼”之慨。这首诗中的贾谊,正有诗人自己的影子。概而言之,讽汉文实刺唐帝,怜贾生实亦自悯。

创作背景

  关于本诗的写作年代,有两种说法。其一为冯浩在《玉溪生诗集笺注》中谓此诗为李商隐在公元848年(大中二年)正月受桂州刺史郑亚之命,赴昭州任郡守时所作。另一说为杨柳提出,认为此诗当于大中二年三、四月间李商隐离开桂林北上后滞留荆巴时期所作。

李商隐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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