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诗人戎昱这首《咏史》,题又作《和蕃》,最早见于晚唐范摅的笔记小说《云溪友议》“和戎讽”条。据说,唐宪宗召集大臣廷议边塞政策,大臣们多持和亲之论。于是唐宪宗背诵了戎昱这首《咏史》,并说:“此人若在,便与朗州刺史。”还笑着说:“魏绛(春秋时晋国大夫,力主和戎)之功,何其懦也!”大臣们领会圣意,就不再提和亲了。这则轶闻美谈,足以说明这首诗的流传,主要由于它的议论尖锐,讽刺辛辣。
这是一首借古讽今的政治讽刺诗。唐代从安史乱后。朝政紊乱,国力削弱,藩镇割据,边患十分严重,而朝廷一味求和,使边境各族人民备罹祸害。所以诗人对朝廷执行屈辱的和亲政策,视为国耻,痛心疾首。这首讽喻诗,写得激愤痛切,直截了当,一针见血。
在中唐,咏汉讽唐这类以古讽今手法已属习见,点明“汉家”,等于直斥唐朝。所以首联是开门见山,直截说和亲乃是有唐历史上最为拙劣的政策。实际上是把国家的安危托付给妇女。三联更鞭辟入里,透彻揭露和亲的实质就是妄图将女色乞取国家的安全。诗人愤激地用一个“岂”字,把和亲的荒谬和可耻,暴露无遗。末联以斩钉截铁的严峻态度责问:是谁制订执行这种政策?这种人难道算得辅佐皇帝的忠臣吗?诗人以历史的名义提出责问,使诗意更为严峻深广,更加发人思索。此诗无情揭露和亲政策,愤激指责朝廷执政,而主旨却在讽谕皇帝作出英明决策和任用贤臣。从这个角度看,这首诗虽然尖锐辛辣,仍不免稍用曲笔,为皇帝留点面子。
对于历史上和亲政策的是非得失要作具体分析,诗人极力反对的是以屈辱的和亲条件以图苟安于一时。由于“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一联,击中了时政的要害,遂成为时人传诵的名句。
首联开门见山,直抒历史。翻开汉王朝的历史,里面记载着很多的和亲与通婚之事。如汉武帝刘彻将细君嫁到乌孙王国,汉元帝刘奭把王昭君嫁给匈奴单于等。这种和亲或通婚政策并没能阻止大汉王朝的衰败,挽救它江河日下的颓势。由此可见,这种计策是极其短见和拙劣的。这里其实是以汉喻唐。他在这里回顾了历史上某些“和亲”政策的教训,对它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表明了对执行这种政策的鲜明态度。
颔联单刀直入,诗人在这里直白地表露了自己的观点,国家的稳定在于君主的圣明,大臣的贤能,而将一个国家的安危寄托在一个和亲或通婚的女子身上,那是靠不住的,也是极其危险的。实施这种和亲政策,正暴露了君王的昏庸、将相的无能。诗人洞察和亲政策的虚弱,表现出了识见的高远和对时局的忧虑。
颈联鞭辟入里,揭露实质。目睹当时的社会事实,诗人痛心疾首,诗人对唐王朝采取这种屈辱的和亲、通婚政策,意欲求得天下太平的做法,很是不满,于是在此直接大胆地给它敲响了警钟,一个“岂”字,把和亲的荒谬可耻和屈膝投降本质揭露无遗。
“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诗人在这里实际上是讽刺了唐王朝所谓的国家重臣的庸懦无能,感叹当今朝廷缺少真正得力的大臣来维护江山社稷。最后两句作者以历史的名义提出责问,使诗意更宏大深广。
这首诗,诗人反对以屈辱为条件去暂时求得国家安宁的和亲政策,无疑是正确,有见地的,体现了崇高的民族尊严和爱国思想。当然,至于历史上和亲政策的得失,要具体分析,如汉元帝以宫女王昭君远嫁南匈奴,对促进民族和睦,边境安宁,起了一定的作用,不能一概予以否定。作者多次参加边庭幕府的征讨活动,对国家民族命运非常关切,坚决主张抗击外族侵扰。
这首诗运用借古讽今的手法,以汉朝故事来讥斥唐代君王同样的做法,诗意显露,态度鲜明,起到了很好的讽谏作用。语言朴素凝练,通俗易懂,感情激昂痛切,真实动人。由于感情上愤懑激越,所以这首诗的缺点也就在于过度直露,缺少含蓄之美。
遥遥天水渺茫间,长啸登临意觉閒。世事无常如白浪,交情不改只青山。
烽烟日炽频闻警,原野秋清独往还。每叹涛斜军误举,匡时无术反投艰。
南镇行香揭夫子,歇马走入计筹山。杜尊师去白石在,翻动琳琅翰墨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