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的家中有一栏牡丹花,待到开花时主人却不在家。
不要说长安和洛阳不算遥远,出了春明门处处皆是天涯。
此诗作于大和三年(829)三月。《旧唐书·文宗纪上》:“(大和三年三月)幸已朔,以户部尚书令狐楚为东都留守。”
和:即唱和,古代诗人相互间应答酬谢所作的诗词。
令狐相公:即令狐楚。相公指宰相,令狐楚曾任宰相,故称。令狐楚入相在宪宗元和十四年。
牡丹:是时京师盛行赏牡丹之风俗,“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当时人多以此为诗料。舒元舆《牡丹赋序》(《全唐文》七二七):“古人言花者牡丹未尝与焉。盖遁于深山,自幽而芳,不为贵重所知,花则何遇焉。天后之乡西河也,有众香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异。天后叹上苑之有阙,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国牡丹日月寝盛。今则自禁闼洎官署,外延士庶之家,弥漫如四渎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每暮春之月,遨游之士如狂焉。亦上国繁华之一事也。”
平章宅:平章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同平章事”的简称,亦指宰相。《新唐书·百官志一》:“贞观八年,仆射李靖以疾辞位。诏疾小瘳,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中唐之后,凡任宰相,均加此衔。
令狐楚宅在唐长安城开化坊。《唐两京城坊考》卷二,长安朱雀街东从北第二坊开化坊有“尚书左仆射令狐楚宅”,注引《酉阳杂俎》:“楚宅在开化坊,牡丹最盛。”
两京:指当时的上都长安和东都洛阳,此处因旧习以西京称长安东京称洛阳,合而称两京。
春明门:唐代长安城外郭东面正中的城门。《唐六典》云:“京师东面三门,中曰春明。”亦见《唐两京城坊考》卷二。楚自长安东出赴洛阳,出此门,即离开长安城,故举此为言。
天涯:天边,意极遥远。唐代诗人王建罢官后,卜居长安西南“百里”之遥的原上,曾赋诗“长安无旧识,百里是天涯。”(《原上新居十三首》其三)。
此诗是刘禹锡以牡丹为题的唱和诗作。诗人以牡丹入题,借物抒怀,写别牡丹而实叹别京国,一句“春明门外即天涯”道尽沉浮感慨。
诗作前句与令狐楚唱和,从其诗意点明了临到开放主人却不在的创作背景,平铺直叙不起一字波澜。值得体会的,是诗人借别牡丹写别家别京城的写作手法,以牡丹的鲜明形象寄托了家和京国的含义在其中,字在牡丹而意属别离,使得诗意委婉清新。
而紧随话锋突转:“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莫道”两字戳破“两京非远别”之谬,用否定的句式表达出作者强烈的情感。“春明门”则以小处着眼,以出春明门这离京赴东都的必经之门代指离京去国。“即”字是言离京一步便是天涯,情感强烈,笔法夸张。从“一栏花”之小,到“天涯”之大;以“春明门”之近,到“天涯”之远。作者用鲜明的对比、强烈的句式、借代夸张的修辞手法十分精炼的表达了离京的深深感慨。前句委婉清新,后句却尽意抒怀,前后情感强度反差也使诗中情感愈加鲜明,更是将离京之凄楚眷怀诉说的淋漓尽致。全诗借牡丹为题,言在牡丹,韵系离愁,道尽去京国赴天涯的沉浮感慨,是一篇借物抒怀之佳作。
刘禹锡唱和之作较令狐楚诗情感更强烈,能言令狐楚所未能言,此宜结合作者生平体会。刘禹锡因“永贞革新”失败连贬远州司马,又受尽谗言所害,一生多数时间都是远离京国的逐放生涯。故而尽管是写令狐楚离京,刘禹锡唱和为友不平,又何尝不是杂糅了刘禹锡对自己坎坷仕途的感慨,此诗非是为一人而不平。
此诗写于唐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三月,作者刘禹锡在长安任集贤殿学士。令狐楚元和十五年被贬衡州,大和二年刚刚被召回京师任户部尚书,不及半年又被调任为东都留守。唐人以京官为重,东都留守实是闲职,远离京国使令狐楚怏怏作《赴东都别牡丹》,刘禹锡亦为其不平而唱和作此诗。
小轩幽槛最相宜,对酒难禁绰约姿。莫讶落英飘万点,待看青子缀疏枝。
离居感时节,寤寐不遑安。青灯晦壁角,檐溜如崩湍。
屈指计日月,殷忧集多端。蛙黾尔何知,叫噪喧草莞。
中夜揽衾裯,凄凄阴气寒。凤凰铩羽翼,卑飞避鸱鸢。
抚几一长叹,声出心巳酸。
郊祀元居百礼先,史文虚拟阙今年。小臣曾读三王纪,冬至由来始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