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
何用草书夸神速,开卷惝恍令人愁。
我尝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年瘳。
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
近者作堂名醉墨,如饮美酒销百忧。
乃知柳子语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
君于此艺亦云至,堆墙败笔如山丘。
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
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胡为议论独见假,只字片纸皆藏收。
不减钟张君自足,下方罗赵我亦优。
不须临池更苦学,完取绢素充衾裯。
人的一生忧愁苦难是从识字开始的,因此,只要能写能认自己的姓名就可以了。更何况用草书来夸耀书法的神奇和快速,让人看了模糊恍惚令人发愁。我每每自笑曾经爱好草书,不想你也有这个“毛病”,不知道哪年才能病愈?还说这里面有什么最大的快乐,非常称心合意,和庄子的逍遥游没有什么不同。最近,先生建造了醉墨堂,就像啜饮美酒能消愁销除烦恼一样。看先生这个样子,我才领会到柳宗元说得不错:嗜好土炭的病人吃起土炭就像美味佳肴一样。先生在书法艺术也可以说达到了最高境界,用坏的笔堆在墙边像山丘一样高。兴致来时,挥动笔墨多少纸都用得完,就好像骏马一转眼就踏遍九州大地。我的书法都是凭借想象力创造的,本来就没有什么章法,一点一画随手写来,也懒得去仔细推敲琢磨。为什么我的随口议论独独被先生所容纳,就连只字片纸也会收藏起来?如果用“不低于钟繇、张芝”来评价先生,先生完全当得起;如果用“向下和罗晖、赵袭差不多”来评价我,我似乎还要好些。从今后,先生不用再像张芝那样临池苦学,池水尽黑了;那些未曾染色的白绢与其先写字后再染色做衣服,不如直接拿来做被褥床帐。
石苍舒字才美(苏轼诗集作“才翁”),长安人。擅长草书、隶书书法,人称得“草圣三昧”。苏轼由开封至凤翔,往返经过长安,必定到他家。1068年(熙宁元年),苏轼凤翔任满还朝,在石家过年。他藏有褚遂良《圣教序》真迹,堂取名“醉墨”,邀苏轼作诗。苏轼回到汴京,写了这首诗寄给他。
苏轼是大书法家,有多篇诗谈到书法。像《凤翔八观》里的《石鼓文》、《次韵子由论书》、《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和这首《石苍舒醉墨堂》,都是脍炙人口的。那几首诗都涉及论书,而这首诗纯粹从虚处落笔,尤其特殊。
这是苏轼早期的七古名篇。他后来的七古中常见辩口悬河、才华横溢的特色,这首即是这种特色早期成熟的表现。堂名“醉墨”就很出奇,诗也就在这名字上翻腾。
起首明要恭维石苍舒草书出众,却偏说草书无用,根本不该学。这种反说的方式前人称为“骂题格”。
第一句是充满牢骚的话。这些牢骚是和苏轼那段时期的感受分不开的。在凤翔的前期,知府宋选对他很照顾。后来宋选离任,由陈希亮接任。陈希亮对下属冷冰冰的,又好挑剔,甚至苏轼起草的文字,他总要横加涂抹。苏轼对此很不满,在诗里也有所表现,如《客位假寐》。苏轼到了京城,正值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张变更法度,苏轼也不满意,以致后来因此而遭放逐。这时虽未到和王安石闹翻的地步,但心里有牢骚,所以借这首诗冲口而出。这句话表面上不怎么样,但把“忧患”的根源归于“识字”,是有点惊人的。至于“忧患”到底何在,作者却一点即收,使读者自己领会。古人轻视识字的,要数项羽最有名气。他认为字不过用来记记姓名,不值得学(《史记·项羽本纪》)作者巧妙地用了项羽这个典故而不落用典的痕迹。开头说,识字本是多余的事,更何况认草字;写草字,又写得龙飞凤舞,让人打开卷子一看惊叹不己,那就更不对了。“惝恍”二字形容草书的变化无端。“令人愁”明贬暗褒。这两句紧紧呼应下文“兴来”二句。这四句破空而来,合写两人而侧重对方。
五六二句从诗人到对方,在章法中是转换之处。苏轼是书法家,《次韵子由论书》一开始就说:“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用“我尝好之”对比“君有此病”,也是明贬暗褒。“病”指其好之成癖,暗伏对方草书功力之深,引出下面六句正面点明“醉墨”的旨趣。七八两句把《庄子》两个篇名用来赞美对方草书功力之深。九、十两句正面点明以“醉墨”来命名的用意,十一、十二两句又用柳宗元的比喻回应“君有此病何能瘳”,看似批评,实是夸奖。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不倦,造诣必深。下面四句即是正面赞美。这四句极有层次,首句总提,次句暗用前人“笔冢”(如王羲之、智永、怀素等)的故事写其用力之勤。接下来写其造诣之深,这是用力之勤的结果。这两句又和篇首“神速”句呼应,一正写,一比喻。条理井然,语言飞动。
“我书”四句回到诗人自己,呼应上文“我尝好之”句。诗人先谦称自己的书法“本无法”,即不合规矩,“点画”句和“惝恍”句相应。接下两句反问石苍舒为何对他的书法如此偏爱,表面上是诗人自我否定,实有自负书法之意。如果正写就显得乏味,而且易流为诗人的自我吹嘘,用反诘语气来表现,供人回味,深得立言之体。怀素说:“王右军云,吾真书过钟而草不减张。仆以为真不如钟,草不及张。”“不减钟张”句即翻用这个典故赞美石苍舒。汉末张芝(伯英)和罗晖(叔景)、赵袭(元嗣)并称,张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见《晋书·卫恒传》)“下方罗赵”句即正用此典以收束“我书”。张芝人称“草圣”,《三国志·魏书·韦诞传》注说,张芝家里的衣帛,必定先用来写字,然后才染色做衣服。他临池学书,每天在池里洗笔,池水都成黑色了。结尾两句,诗人又反用此典回应篇首四句,既点到了石苍舒,又点到了自己。这四句都用写字的典故,出神入化而又紧扣主题。
这首七古体现出苏轼的作诗本领。赵克宜评价说:“绝无工句可摘,而气格老健,不余不欠,作家本领在此。”所谓不余不欠,就是既把题意说透,又没有多余的话。这正是苏轼风格的特色。善于在别人难于下笔之处着墨,把叙事议论抒情完全熔为一炉。语言形象生动,结构波澜起伏,正说反说,忽擒忽纵,意之所向,无隐不达。如同天马行空,去来无迹;细加寻绎,却又纲举目张,脉络分明。正如作者所说的画竹之妙:“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王维吴道子画》)至于使用典故,更是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体现了作者广博的学识。
苏轼对于书法技艺的看法是「由技入道」,追求无意的境界,但此一境界必须由积学勤练而得,诗中有「堆墙败笔如山丘」、「兴来一挥百纸尽」便是积学勤练的过程,「我书意造本无法」则是所达到的境界。《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评草书〉:「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
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於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最足以作为证明。
此诗作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苏轼时年三十四岁。苏轼由开封至凤翔,往返经过长安,必定到石苍舒家。熙宁元年(1068年),苏轼凤翔任满还朝,在石家过年。他藏有褚遂良《圣教序》真迹,堂取名“醉墨”,邀苏轼作诗。苏轼回到汴京,写了这首诗寄给他。
士生三季后,伥伥渺何依?空馀身后名,炯炯留清晖。
自古有商颜,冥鸿快高飞。白云在空谷,哀歌叹安归。
虽无首阳薇,紫芝足疗饥。九原不可作,抚己良可悲。
昆仑地脊控八方,南方一干支夜郎。上薄昆明下五岭,中间脉络纷开张。
迸地突出罗万菌,攒天拥簇森千枪。到此划然成巨堑,滇黔锁钥真金汤。
我行积日苦堕雾,今日顿觉神飞扬。试登绝顶一怅望,如辟混沌开天荒。
禹迹晦昧遗疏凿,厥宅殷土尤茫茫。二盘源处近黑水,三危傅会同荒唐。
磨岩强被诸葛碣,将军名岭谁能详。却思当关据形胜,一夫足使千夫僵。
鸡岭对峙殊险易,纡筹坐令输批吭。朅来承平二百载,芟夷荆棘成康庄。
阆风蹀马同下视,仿佛华碧河流黄。四十三盘穷践跞,拟坐眢井窥天阊。
墨客争摩晒甲上,白云不使红岩藏。灞陵一勺山一垤,省识擘画资维纲。
耕凿相忘陵谷险,田流㶁㶁皆琼浆。犵鸟蛮花各自媚,那知世外多沧桑。
大坡顶上重回首,但见野鹘凌风翔。浮空万象随变灭,白日欲赤青天苍。
扁舟带暝色,隔岸远相迎。鱼鸟皆俦侣,山林足性情。
荒唐过壮岁,偪侧叹浮生。堪羡岩居叟,秋田已早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