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论及柳永词者,往往多着重于他在长调慢词方面的拓展,其实他在小令方面的成就,也是极可注意的。叶嘉莹在《论柳永词》一文中,曾经谈到柳词在意境方面的拓展,以为唐五代小令中所叙写的“大多不过是闺阁园亭伤离怨别的一种‘春女善怀’的情意”,而柳词中一些“自抒情意的佳作”,则写出了“一种‘秋士易感’的哀伤”。这种特色,在他的一些长调的佳作,如《八声甘州》《曲玉管》《雪梅香》诸词中,都曾经有很明白的表现。然而柳词之拓展,却实在不仅限于其长调慢词而已,就是他的短小的令词,在内容意境方面也同样有一些可注意的开拓。就如这一首《少年游》小词,就是柳永将其“秋士易感”的失志之悲,写入了令词的一篇代表作。
柳永之所以往往怀有一种“失志”的悲哀,盖由于其一方面既因家世之影响,而曾经怀有用世之志意,而另一方面则又因天性之禀赋而爱好浪漫的生活。当他早年落第之时,虽然还可以藉着“浅斟低唱”来加以排遣,而当他年华老去之后,则对于冶游之事既已失去了当年的意兴,于是遂在志意的落空之后,又增加了一种感情也失去了寄托之所的悲慨。而最能传达出他的双重悲慨的便是这首《少年游》小词。
“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嘶。”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在长安古道上骑着瘦马缓缓行走,高高的柳树秋蝉乱嘶鸣。“长安”原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古都,前代诗人往往以“长安”借指首都所在之地,而长安古道上来往的车马,便也往往被借指为对于功名利禄的争逐。不过柳永此词在“马”字之下,所承接的却是“迟迟”两字,这便与前面“长安道”所可能引起的争逐的联想,形成一种强烈的反衬。而在长安道上词人之“马”之“迟迟”行走,则既表现了词人对争逐之事灰心淡薄,也表现了一种对今古沧桑的若有深慨的思致。秋蝉的嘶鸣独具有一种凄凉之致。“蝉嘶”之上,还加了一个“乱”字,如此便不仅表现了秋蝉声的缭乱众多,也表现了被秋蝉嘶而引起的哀感的词人之心情的缭乱纷纭。至于“高柳”二字,则一则表示了蝉嘶所在之地,再则以“高”字表现了“柳”之零落萧疏,是其低垂的浓枝密叶已经凋零,所以才显得树的高。
“夕阳鸟外,秋风原上,目断四天垂。”上阕后三句是说,夕阳照射下,秋风在原野上劲吹,我举目远望,看见天幕从四方垂下。写词人在秋日郊野所见之萧瑟凄凉的景象,飞鸟隐没在长空之外,夕阳隐没更在飞鸟之外,值此日暮之时,郊原上寒风四起,天苍苍,野茫茫,词人双目望断而终无一可供投止之所。
词的上半阕是词人自写其今日之飘零落拓,望断念绝,全从外界的景象着笔,而感慨极深。
“归云一去无踪迹,何处是前期?”下阕前两句是说,归去的云一去杳无踪迹,往日的期待在哪里?写对于过去的追思,则一切希望和欢乐不可再得。对于柳永而言,他过去的愿望和期待都已经同样落空了。
“狎兴生疏,酒徒萧索,不似少年时。”末三句是说,冶游饮宴的兴致已经衰减,过去的酒友也已经寥落无几,现在的我已经不像以前年轻的时候了。末三句写自己今日的寂寥落寞,志向和意愿一无所成,岁月流逝,只剩下“不似少年时”的悲哀和叹息。
柳永这首《少年游》词,前阕全从景象写起,而悲慨尽在言外;后阕则以“归云”为喻象,写一切期望之落空,最后三句以悲叹自己之落拓无成作结。全词情景相生,虚实互应,是一首极能表现柳永一生之悲剧而艺术造诣又极高的好词。总之,柳永以一个禀赋有浪漫之天性及谱写俗曲之才能的青年人,而生活于当日之士族的家庭环境及社会传统中,本来就已经注定了是一个充满矛盾不被接纳的悲剧人物,而他自己由后天所养成的用世之意,与他自己先天所禀赋的浪漫的性格和才能,也彼此互相冲突。他的早年时,虽然还可以将失意之悲,借歌酒风流以自遣,但是歌酒风流却毕竟只是一种麻醉,而并非可以长久依恃之物,于是年龄老大之后,遂终于落得了志意与感情全部落空的下场。昔叶梦得《避署录话》卷记下柳永以谱写歌词而终生不遇之故事,曾慨然论之曰:“永亦善他文辞,而偶先以是得名,始悔为己累,……而终不能救。择术不可不慎。”柳永的悲剧是值得后人同情,也值得后人反省的。
擅词场飞扬跋扈,前身可是青咒?风烟一壑家阳羡,最好竹山响里。
摧砚几,坐罨画溪阴,袅袅珠藤翠。人生快意,但紫笋烹泉,银筝侑酒,此外总閒事。
空中语,想出空中姝丽,图来菱角双髻。乐章琴趣三千调,作者古今能几?
团扇底,也直得樽前,记曲呼娘子。旗亭药市,听江北江南,歌尘到处,柳下井华水。
高才自是古梅仙,綵棒何须向壁悬。晋盗奔秦无一事,炉薰深炷好安禅。
寿星光射婺星躔,五月蒲觞设帨天。爱日高悬珠树杪,慈云长护画檐前。
孟家大被曾为客,杨氏铜盘别敞筵。百里登堂来拜母,道南公瑾是同年。
夜来已饱深林气,晓起仍添远壑情。暂撇龙泉邻衲意,爱寻唐代旧钟声。
龛云尚吐将军气,岩石还镌御史名。百丈悬萝千折后,门前峰涌万波生。
念子远行迈,采采芳洲杜。长路多虎狼,白日忽已暮。
怅彼行者遥,不惜居者苦。与子连枝鸟,分飞在中路。
子去将谁因,新知不如故。在远贱易忘,良无金石固。
子其爱景光,高堂有慈母。中情苟不移,岁寒共贞素。
昔之人贵极富溢,则往往为别馆以自娱,穷极土木之工,而无所爱惜。既成,则不得久居其中,偶一至焉而已,有终身不得至者焉。而人之得久居其中者,力又不足以为之。夫贤公卿勤劳王事,固将不暇于此;而卑庸者类欲以此震耀其乡里之愚。
临朐相国冯公,其在廷时无可訾,亦无可称。而有园在都城之东南隅。其广三十亩,无杂树,随地势之高下,尽植以柳,而榜其堂曰“万柳之堂”。短墙之外,骑行者可望而见其中。径曲而深,因其洼以为池,而累其土以成山;池旁皆兼葭,云水萧疏可爱。
雍正之初,予始至京师,则好游者咸为予言此地之胜。一至,犹稍有亭榭。再至,则向之飞梁架于水上者,今欹卧于水中矣。三至,则凡其所植柳,斩焉无一株之存。
人世富贵之光荣,其与时升降,盖略与此园等。然则士苟有以自得,宜其不外慕乎富贵。彼身在富贵之中者,方殷忧之不暇,又何必朘民之膏以为苑囿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