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的山水诗《入彭蠡湖口》作于作者赴临川(治所在今江西省抚州市)內史任的途中。彭蠡湖,即江西鄱阳湖。湖口,指鄱阳湖与长江的交接处,在今江西九江市附近。据《宋书·谢灵运传》载,谢灵运受到朝廷的猜忌,不得已赴临川作官。心情很不好,这在诗中有所流露。诗中有情、有景,也有议论,总的是写自长江入彭蠡湖口时的所见所感。但所写的,有的并不是实写,而是带有想象的成分,如诗中提到的“石镜”、“松门”,其地理位置既不是在一处,而且与彭蠡湖口都有相当的距离,不可能刚入彭蠡湖口时见到。因此可以这样推断:作者乘舟至彭蠡湖口时可能并未下船,诗中所写的都是船行中的所见、所感。
诗的前四句是综述自己入彭蠡湖口前的旅途经历:“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头两句是说,自己乘舟远行,日夜住在船上,既疲倦,又感到厌倦(注意,这种心情同作者的政治处境不佳有关),而舟行途中所遭遇的风潮,是难以一一的说明的。
后面两句,是解释为什么“风潮难具论”。“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回:水转的意思。圻岸:曲曲折折的江岸。这两句说,沿途风急潮猛,浪潮遇到洲岛,顿时分流回绕过去,随后又汇流而下;浪潮一次次冲击着江岸,又一次次的倒折而来,奔腾向前。风潮的这种情状经常重复、变幻,所以说“难具论”。
接下四句,是追述沿途的景色:“乘月听哀狖,浥露馥芳荪。”这两句是写夜景。狖:黑色的长尾猿。浥:湿润。馥:香气。这里用作动词,指闻到香气。芳荪:泛指香草。这两句说,在清朗的月光下,聆听两岸猿类凄婉的叫声;在湿润的夜露中,饱吸着芳草的馨香。
“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这两句是写白天的景色。是说,春末的原野上铺展着秀丽的绿色,高高的山岩上屯聚着一朵朵白云。这两句诗是传诵的佳句,颇有新意。时间(春晚)与空间(岩高),远处(绿野)与近处(白云)相对仗,色彩鲜明而谐调,相互映衬,把一幅明媚的春光图展现在读者面前。
以下两句,是由写景到抒情、议论的过渡,总结他是百感交集来渡过旅途中的日日夜夜的:“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前、后两句基本上是一个意思,是说,舟行江上,游览沿途景致,思绪万千;从早到晚,浮想联翩。
接下两句,是说自己还要背负着这“千念”、“万感”去“照石镜”、“入松门”:“攀崖照石镜,牵叶入松门。”石镜,《水经注·庐山水》说,庐山东面有一尊高悬于峭壁上的圆石,能清晰照见人影,故名。其位置当在彭蠡湖口往南若干公里处。松门,山名,在江西昌都县附近,即由石镜再往南很远的地方。顾野王《舆地志》说:“自入湖(按,即鄱阳湖)三百三十里,穷于松门。东西四十里,青松遍于两岸。”这两句的意思是:我将攀上高高的悬崖,去照一照石镜;我将沿湖而行,拉着松叶直抵松门山。
以下八句,是作者“千念”、“万感”的具体内容。可分为三层。第一层:
“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三江:指长江自彭蠡湖分为三条江水,东流入海。传说大禹曾疏治三江。九派:长江在湖北、江西一带,因以就九派称这一带的长江。《文选·郭璞·江赋》:“流九派乎浔阳。”李善注:“水别流为派。”理:玄理。古代认为“三”、“九”这类数字含有玄理。这两句说,关于大禹疏治三江的传说已成为往事,关于长江分成九派的玄理也难以推究明白。在作者的迷惘中,也掺杂深深的慨叹。
第二层:
“灵物吝珍怪,异人秘精魂。金膏灭明光,水碧辍流温。”金膏:传说中的仙药。水碧:一种玉。这四句是说:江湖中的灵怪神异,因吝惜其珍怪之相,而秘藏其精神魂魄。金膏不再发光,水碧不再变温润。作者以灵物、异人不出,金膏、水碧不现来隐喻贤者的归隐。也表现出作者的消沉。
最后一层:
“徒作《千里曲》,弦绝念弥顿。”《千里曲》:曲名,即“千里别鹤”。蔡邕《琴操》说:“商陵牧子娶妻五年,无子,父兄欲为改娶,牧子援琴鼓之,叹别鹤以舒其愤懑。鹤一举千里,故名千里别鹤也。”弦绝:曲终。这两句的意思是:我枉自弹奏了一曲《千里别鹤》,本想借此消忧,谁知曲罢却像商陵牧子一样,思念之情愈加强烈了。作者的“千念”、“万感”郁积在心,至此却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入彭蠡湖口》表现了大谢诗作的新进境。观谢集,大抵在公元422年(永嘉三年)三十八岁前,他的诗作留存既少,风格也较多承建安(如《述祖德诗》)、太康(如《九日从宋公戏马台》诗)之绪,尚未形成明显的独特风格。永嘉之贬后直至二番归隐的将近十年间,他以幽愤之情合山水清音,确立了其山水诗鼻祖的崇高地位。他善于于清森的物象交替中将感情的变化隐隐传达出来,意脉贯通,夭矫连蜷,而炉锤谨严,曲屈精深,典丽精工。但是针法时嫌过细,状物时嫌过炼,使典时嫌过直,理语时嫌过多,读来时有滞重之感,而缺少后来杜甫、韩愈等人那种大开大合,变化洒脱的气魄。这个弱点在二次归隐时某些篇章中有所突破,但并不大。至此诗则已可显见杜、韩诗作的先兆,表现有三:
其一是边幅趋于广远。谢灵运先此之诗,所记游程较窄,虽然早已突破了汉人即事生情的樊篱,而总是借一地之景抒积郁之情,探玄冥之理,但毕竟边幅较狭,大气不足。此诗则以二十句之数,总揽入湖三百余里诸景,以少总多,边幅广远为前所未有,也因此显得比前此作品疏朗高远。
其次是笔致趋于跳荡;这不仅因为揽景大而纵横多;更因为泯去了前此诗作中的针痕线迹。“春晚”、“白云”一联之陡转逆接,空间传神,充分表现了这一进展。不仅打破了一景一情,转转相生的格局,在一节写景中即有几个感情层次,而且深得动静相生,浓淡相间,张弛得宜之效。这种跳荡又与其固有的谨严相结合,全诗倦、难并起,再由“难”生发展开,最后归到深一层的“倦”,更透现出倦中之愤。在这一主线中,又以“千念”、“万感”一联与“三江”、“九派”一联,一逆接,一顺转,作两处顿束,遂将跳荡之笔锋与严谨的组织完美地结合起来,这是后来杜、韩诗结构命笔的最重要的诀窍。
其三是景语、情语、理语更形融合:谢诗的理语,决非人们常说的“玄理尾巴”。他的理均由景中随情生发,这在前几篇赏析中已多次谈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未可厚非,也不失为一体。此诗的“理”则融洽得更好。全诗实际上都在说理之“难具论”,而直至“九派理空存”才剔明这一点,再以下写江景各句,景中句句用典,也句句有情含理,却完全由即目所见写出,无有痕迹。最后“弦绝念弥敦”一句更有无尽远思,味在酸咸之外。如果说先此的谢诗,多由情景生发归结到理,那末此诗已倒了过来,理已变成了情景表达的陪衬,显示了山水诗进一步脱略玄言影响的进程。
人们常说六朝诗至齐梁间的谢朓才初逗唐音。其实谢朓之影响唐人更多短制,且主要影响王维、孟浩然一脉;论到大篇的诸种艺术手段,与杜、韩一派的大手笔,初逗唐音的则非谢客莫属。
这首诗应当是作于公元431年(晋怀帝元嘉八年)晚春,作者由京城建康赴临川(治今江西南昌)内史任途中。他悲愤难已,今番横遭罗织,自然更添怨恨,进入彭蠡湖口,心潮更与风涛同起伏,遂以如椽雄笔,抒达幽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