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

解释:

译文

晚霞映照迎风招展的军旗,战马与萧萧朔风呼应嘶鸣。

注释

大旗:大将所用的红旗。

赏析

此句苍劲雄浑,气势磅礴,描写了黄昏时候的军营风光,既有色彩的描绘,又有声音的渲染,可谓有声有色,又带着几分悲壮的色彩,边塞之豪气扑面而来。

译文与注释

注释
上句“有”字喑含讽意,揭出功业的罪恶本质。“旧丘”犹“故园”,即“老家”。
召募,这时已实行募兵制的“扩(音廓)骑”。蓟门,点明出塞的地点。其地在今北京一带,当时属渔阳节度使安禄山管辖。
这两句模仿《木兰诗》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辕”的句法。
道周,即道边。
斑白,是发半白,泛指老人。居上列,即坐在上头。
酒酣,是酒喝到一半的时候。庶羞,即莱肴。白居易诗“人老意多慈”,老人送别,只希望小伙子能多吃点。
别有赠,即下句的“吴钩”。“别”字对上文“庶羞”而言。
吴钩,春秋时吴王阖闾所作之刀,后通用为宝刀名。深喜所赠宝刀,暗合自己“封侯”的志愿,所以“含笑”而细玩。
洛阳东面门有“上东门”,军营在东门,故曰“东门营”。由洛阳往蓟门,须出东门。这句点清徵兵的地方。
河阳桥在河南孟津县,是黄河上的浮桥,晋杜预所造,为通河北的要津。
大旗,大将所用的红旗。《通典》卷一百四十八:“陈(阵)将门旗,各任所色,不得以红,恐乱大将。”这两句也是杜甫的名句,因为抓住了事物的特徵,故能集中地表现出那千军万马的壮阔军容,下句化用《诗经》的“萧萧马鸣”,加一“风”字,觉全局部动,飒然有关塞之。
幕,帐幕。列,是整齐的排列着。这些帐幕都有一定的方位和距离。
因为要宿营,所以各自集合各自的部队。
因军今森严,故万幕无声,只见明月高挂无中。上句也是用环境描写来烘托“令严”的。
悲笳,静营之号,军令既严,笳声复悲,故惨不骄。
大将,指召募统军之将。“嫖姚”同“剽姚”,汉武帝时,霍去病为嫖姚校尉,尝从大将军卫青出塞,故以为比。
“古人”“今人”都指边将说。重高勋,即贪图功名。《昔游》诗所谓“将帅望三台”。因贪功名,故边疆多事。
边将贪功,本该制止,偏又皇帝好武,所以说“岂知”。有怪叹之意。“亘”是绵亘不断。
天地四方为“六合”,这里指全国范围以内,全国既已统一,便无出师必要,但还要孤军深入,故用一“且”字。且,尚也。跟上句“已”字对照。
遂使,于是使得。承上“且孤军”来,貔,音琵,即貔貅,猛兽,这里比喻战士。边将贪功,人主好武,这就使得战士们为了统治者的企图而拼命。勇,是勇往:所闻,是指地方说的,即下文的“大荒”“玄冥”。《汉书:张骞传》:“天子(武帝)既闻大宛之属多奇物,乃发间使,数道并出。汉使言大宛有善马,天子既好宛马,闻之甘心,使壮上车令等持千金以请宛王善马。”即此“所闻”二字的本意。
大荒,犹穷荒,过去所谓“不毛之址”。
《安禄山事迹》:“禄山包藏涡心,畜单于护真大马习战斗者数万匹。”诗句当指此。
玄冥,传说是北方水神,这里代表极北的地方。这两句要善于体会,因为表面上好像是对皇帝效忠,其实是讽刺,正如沈德潜说的:“玄冥北,岂可开乎?”
上既好武,下自贪功,故奏捷日至。《通鉴》二百一十七:“天宝十三载四月禄山奏击奚破之,虏其王。十四载四月奏破奚、契丹。”
点破“献凯”只是虚报邀赏。两蕃,是奚与契丹;静无虞,本无寇警。
渔阳:郡名,今河北蓟县一带。其地尚武,多豪士侠客,故日豪侠地。
辽海,即渤海,粳音庚,晚熟而不黏的稻。来东吴,来自东吴。
周代封建社会把人分成十等: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这里泛指安禄山豢养的爪牙和家僮。罗和练都有光彩,故曰“照耀”。这以上几句,写禄山滥赏以结人心。《通鉴》(同上):“天宝十三载二月,禄山奏所部将士勋效甚多,乞超资加赏,于是除将军者五百余人,中郎将者二千余人。禄山欲反,故先以此收众心也。”即其事。
主将,即安禄山.天宝七载禄山赐铁券,封柳城郡公:九载,进爵东平郡王,节度使封王,从他开始。
上都,指京师,即朝廷。凌,凌犯,目无朝廷。
写禄山一方面又用恐怖手段来俯制众口,当时本有人告安禄山反,玄宗为了表示信任,反将告发的人缚送禄山,因之“道路相目,无敢言者。”(见《禄山事迹》)
是良家子,故不肯从逆:出师多门,故能揣知主将心事。二句是下文张本,多门,许多门道,有多次意。
益,是增益,“思”字照过去读法应作去声,愁思,即忧虑,是名词。
所忧在国家,放觉身贵上不值一说。下二句正申“不足论”。
跃马,指身贵,兼含从军意,刘孝标《自序》:“敬通(冯衍)当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跃马食肉。”
坐见,有二义:一指时间短促,犹行见、立见:一指无能为力,只是眼看着:这里兼含二义。长驱,言其易。河洛昏,指洛阳行将沦陷。当时安禄山所部皆天下精兵。
间读去声,间道归,抄小路逃回家。
这句直照应到第一首。初辞家时,进庶羞的老者,赠吴钩的少年,都不见了,一切都完蛋了。
恶名,是叛逆之名,禄山之乱,带有民族矛盾性质,这个士兵不肯背叛,是完全值得肯定的。

鉴赏

  《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

创作背景

  《后出塞五首》当作于公元755年(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冬,安禄山反唐之初。目的在于通过一个脱身归来的士兵的自述,大声疾呼的揭露安禄山的反唐真相,叫唐明皇快快清醒过来,并指出养成禄山反叛的原因,即在于他自己的好大喜功,过宠边将,以致禄山得以边功市宠、形成养虎贻患。
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汉族,河南府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被世人尊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跟另外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开来,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约1400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备受推崇,影响深远。759-766年间曾居成都,后世有杜甫草堂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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